一
　　
　　齐鲁大地,陆海相连,民庶物丰;齐鲁文化,源远流长,学派众多。历史上它是中华文明的中心地带之一,出现过许多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和文艺家,创建出许多重要的思想体系、丰功伟业、文化精品,为中华文明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齐鲁文化的特色可以分述如下。
　　
　　第一,它以周公和姜太公为先驱者,建立起鲁文化和齐文化两大体系,并在良性互动中发展,促成齐鲁文化旺盛的生命和内在的张力。周公之子封于鲁,其后人将周礼传承下来;至孔子创立儒学,以“仁”为核心,将礼乐文化提升为礼义之学,孟子继之,遂使鲁文化形成崇仁、重礼、尚德、贵和的传统。姜太公封于齐,将周礼部分内容与当地东夷文化和民俗结合起来,在建立礼乐制度的同时,注重发展经济、健全法制、增强实力。至齐桓公和管仲,形成霸业。后又有晏婴治齐,政绩卓绝。以《管子》为代表的齐文化,礼法并重、农商同举、义利兼顾。鲁文化与齐文化的汇合与互补,使得山东的古代文化既重视人文价值理想,又重视现实国计民生;既注意道德礼乐的建设,又注意行政法规的完善;既保持厚重的传统,又能宽容开放。
　　
　　第二,它以礼教儒学和道家道教两大文化脉络,形成儒道互补、相辅相成的格局。儒家重人文化成,道家重自然纯朴;儒家以教育和修养,提升人性,改良社会,道家以复归和无为,克服异化,超越世俗;儒家重群体关系,道家重个人自由。儒道互补使中国文化内部有一种良性的制约与平衡,这一点在齐鲁文化中尤为明显。山东是孔子孟子和儒学的故乡,儒学影响巨大,自不待言。山东的道家和道教文化也很深厚和发达,却被一些人忽略了。庄子出生地尚有争议,但他活动于山东、河北、河南交界一带,却是可以断言的。唐代封庄子为“南华真人”,封《庄子》为《南华真经》,而南华山就在菏泽东明境内。故庄子既传承楚文化,又深知儒学,以其近之也。此外,胶东面临大海,自古便有神仙传说和修仙方士,遂成为道教重要源头;金元之际又有全真道从这里兴起,这是有深刻历史文化背景的。
　　
　　第三,它以儒、道、法为基础,又能吸收诸子百家,形成多样性文化兼行并存、对话交流的传统。先秦时期学术上的百家争鸣,集中体现于齐国稷下学宫,各种学派都可以在这里自由发言、平等讨论,故天下学者云集于此。古代山东是学者的天堂,除了儒、道、法之外,还出现过墨家、兵家(孙武与孙膑)、阴阳家(邹衍)等学派,都产生过重大影响。管仲乃颍上人,而为齐相;荀子乃赵人,而为稷下祭酒:都说明古山东文化昌繁,尊重人才,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西汉时期,齐鲁经学保存最为完整,《易》有田何,《诗》有申培公、辕固生,《书》有伏生、孔安国,《礼》有高堂生,《春秋》有胡母生、申公,《论语》则有《齐论》与《鲁论》,传者多人。东汉经学大家郑玄,魏晋玄学代表王弼,及大学者何承天、刘勰等皆山东学者。隋唐以后,中国文化中心南移,但在齐鲁文化故土上,仍然哺育出许多历史文化名人,如文学家辛弃疾、李清照、蒲松龄,军事家戚继光,大学者王懿荣、傅斯年、牟宗三,宗教家丘处机及其余全真六子。在北方地区,山东的文化始终是活跃和多彩的。
　　
　　第四,它以泰山文化为根基,又以东海文化为中介,接引西方文化进入其中,逐步实现其近现代的转型。山东既有内陆地区,又有较长的海岸线,兼有陆海之利,自古便与朝鲜、日本有海上交通。泰山作为五岳之首和惟一具有封禅资格的“国山”,代表着中华农耕文明的传统,体现着崇高自尊和厚德载物的伟大精神,是中国的象征。在近现代中国落伍以后,西方列强的侵略势力首先从沿海一带进入中国,于是胶东成为殖民主义的掠夺对象。在帝国主义的侵华史上,胶东大地记载着许多国家民族耻辱的事件。青岛租地乃德国侵略的结果,而后青岛又归于日本掌握;威海刘公岛则是甲午海战中国惨败的见证。新中国成立,胶东主权回归中华。山东人民既有反抗外来侵略的光荣历史,同时也学会吸收西方文明的优长,发展对外海上经贸事业,使山东沿海地区的文化较早具有中西融合的特色。而山东的地理优势和人们较开放的心理素质,对于改革开放以后山东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二
　　
　　齐鲁文化原本是地区性文化,但其一系列重要成果不断走出山东,成为全国性主流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发挥了非同寻常的作用。其中最具规模的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孔子创立的儒学,战国时成长为显学,被汉以后的历代王朝推为官学,五经四书升为思想经典,孔子尊为万世师表,孔孟之道定为治国安邦和引领社会人生的指导思想,儒学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处在主干和基础的地位。儒学的仁爱、尚德、中和之道,促进了中华民族的繁荣和统一,使中国成为道德礼义之邦与讲信修睦之国。儒学的尊卑亲疏之礼,也延长了中国宗法等级社会的寿命,束缚了中国近现代的发展。儒学还传到东亚各国,形成儒学文化圈,对于东亚的文化有着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儒学的功过是非,需要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可以继续讨论。但孔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和世界文化名人,是举世公认的。在消除了陈旧的内容之后,儒学的精华所具有的普遍价值正在放出新的光芒,成为当代中国和人类拥有的一种宝贵的精神文化资源,很可能在中国现代化和人类文明转型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第二次是管仲学派的礼法并用、农商皆重、义利兼行的齐文化精神和综合治国理念,走向全国,成为汉以后两千余年间帝制朝廷治理国家的基础性政策,在实际操作的层面起着主导的作用。《管子》提出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一直是治国的基本原则;同时礼主刑辅,把礼制和法制结合起来,即汉宣帝所谓“霸王道杂之”;在重农节用的同时,主张扶商惠工,以“士、农、工、商”为四民;在提倡人伦纲常的同时,也重视民生实用,把富民与教民结合起来,强调“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鲁学重价值,齐学讲实用;儒学重原则,管学讲运作。以礼学为例,孔子提出“克己复礼”的大方向,荀子则将礼与法、礼与政结合起来。叔孙通(山东滕州人)参照古礼,为汉王朝制定礼仪制度,成为以后历朝修礼的基本礼制模式。汉代礼学发达,礼制隆盛,使礼文化在政治、道德、民俗各个层面都得到展现。据冯友兰先生研究,汉代礼学大都上承荀学,并使之制度化,而荀学乃齐稷下学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知,齐鲁文化对于两汉及其以后历朝的制度文化建设,影响是巨大的。
　　
　　第三次便是全真道的兴起及其在全国的流布。王重阳是陕西人,他在关中悟道,却找不到光大事业的得力助手和弟子。他来到胶东不久,使收纳和培育了马钰、谭处端、刘处玄、王处一、丘处机、郝大通、孙不二七大弟子,建立了三州(宁海州、登州、莱州)五会,正式创立了全真道。而全真七子皆一流人才,对全真道有非凡的慧解和毅勇,以三州为基地,把全真道传向全国各地。其中尤其是丘处机乃全真道扛鼎人物、兴盛功臣,他不顾路途凶险、遥远,西行雪山会见成吉思汗,实现其“一言止杀”的宏愿,表现出大仁、大义、大智、大勇,遂使全真道成为全国性的显教,在道教界,与正一道二分天下有其一,主导了中国道教史后期的发展方向,并给予儒学与佛教以深刻的影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之一。全真道高唱“三教一家”,重视身心解脱、性命双修,对于多样性文化的融合和中国养生文化的丰富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王重阳和北七真表现出的慈勇勤苦、包容通和、坚毅不拔的精神,充实了中华精神的内涵。齐鲁文化的优良传统,至今影响着齐鲁大地,哺育着齐鲁人民。齐鲁人民道德淳厚、民风质朴;重教育、重人才,教书育人,成绩斐然;倡实干,讲效益,不务虚夸;求新促变,勇于吸收引入国外先进文明成果,故经济与社会发展速度较快。这些当然是改革开放政策的效果,但它与齐鲁文化在民众中积淀的优良传统也有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