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儒林经神——郑玄
郑玄（127～200），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人，是汉代集经学大成的经学大师，杰出的文献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他遍注儒家经典，统一了经学，创立了“郑学”，使经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他以毕生精力整理古代文化遗产，为中国古典文化的保存整理做出了巨大贡献。他长期隐居不仕，授徒传业，是我国古代的大教育家。他对儒家经典的注释，长期被封建统治者作官方教材，收入九经、十三经注疏中，对于推动儒家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流传发挥了重要作用。
遍访名师 用心治学
郑玄自幼天资聪慧，又酷爱读书，勤奋好学，到八九岁时就精通加减乘除的算术。郑玄自少年时就确立了学习经学的志向，终日诵读经书，不求虚荣。十三岁时，他已能诵读《诗》、《书》、《易》、《礼记》、《春秋》等儒家《五经》。同时，他还喜欢钻研天文学，并掌握了“占候”、“风角”、“隐术”等一些以气象、风向的变化来推测吉凶的五行占验之术。我国古代，有巫史不分的特点，自然科学知识往往与巫蛊方术紧密难分，但是郑玄却在学习中注意选择，这为他后来在自然科学方面取得成就打下了基础。
郑玄十六岁的时候，已熟读五经，通晓数术，又善写文章，在当地声名远播。步入青年时代，郑玄已具有了相当的经学造诣。他虽然立志于潜心钻研经学，但由于家境贫寒，生活困苦，已没有条件继续专门攻读了。在十八岁那年，他不得不出仕，充任乡啬夫之职，是掌管诉讼和税收的地方小吏。对于自己主管的工作，郑玄勤勤恳恳，十分认真，抚恤孤苦，深得乡里的好评。郑玄自己并不安于乡吏的工作，而一心向往研究学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刻苦学习。到二十一岁时，已经博览群书，具有了深厚的经学功底，并精于历数图纬之学，兼精算术，成了一位满腹才学的年轻学者了。
当时有一位名士名叫杜密，和大胆反对宦官的“天下名士”李膺齐名，并称为“李杜”。杜密升任太山太守、北海相，到高密县巡视时见到郑玄，认为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就把他升调到郡里，随后又推荐他到京都洛阳的太学受业。郑玄入京后，首先师从名师第五元，先学习了《京氏易》、《公羊春秋》，随后又学习了《三统历》、《九章算术》等，今文经学造诣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对历法算术知识也达到了通晓的程度。之后，郑玄又师从东郡张恭祖学习了《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等书，还以明经学、表节操为目的，游学于幽、并、兖、豫各地（相当于今山东、河北、河南一带），遍访名儒，转益多师，虚心向他们学习，共同探讨学术问题。三十三岁时，通过友人卢植的关系，离开故园，千里迢迢西入关中，拜当时全国最著名的经学大师扶风马融为师，以求进一步深造。
马融门徒众多，史载他“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人”（《后汉书•马融列传》），其中长年追随在身边的就有四百余人，优秀者也达到五十多位。虽然门徒众多，但马融只亲自面授少数高材生，其余学生则由这些高材生转授。郑玄在马融门下三年，不为所重，甚至一直没能见到他的面，只能听其高足弟子的讲授。但郑玄并未因此而放松学习，仍旧日夜诵读，未尝怠倦。
有一次，马融和他的一些高足弟子在一起演算浑天（古代一种天文学）问题，遇到了疑难而不能解决。有人说郑玄精于数学，于是就把他召去相见。郑玄很快就圆满地解决了问题，使马融与在场的弟子们都惊服不已，马融对卢植说：“我和你都不如他呀!”自此以后，马融对郑玄十分看重，郑玄便把平时学习中发现而未解决的疑难问题一一向马融求教，终得百尺竿头再进一步。马融还授给郑玄《费氏易》和《周官经》。到了郑玄四十岁时，对儒家经典已是“篇籍之奥，无不精研”（《后汉纪》卷二十九），达到了通晓的境界。
郑玄在马融门下学习了七年，因父母老迈需要归养，就向马融告辞回山东故里。马融此时已经感到郑玄的成就不可限量，甚至会超过自己，他深有感慨地对弟子们说：“郑生今去，吾道东矣!”意思是说，由他承传的儒家学术思想，一定会由于郑玄的传播而在关东发扬光大。郑玄后来的作为恰恰印证了马融的感叹。
从马融那里载道归乡，郑玄已经四十多岁了，这时他已成为全国著名的精通今古文经学的大师，远近有上千人投到他的门下，听他讲学。当时他家里还很贫穷，便“客耕东莱”，一面种田维持生计，一面教授门徒。本来，像郑玄这样学问好名声大的经师，是会被推荐或征召入朝为官的。但发生在东汉末年、被称为“党锢之祸”的宦官、外戚两大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使许多文人儒生遭遇冤狱。因郑玄曾为杜密故吏，又曾受杜密的赏识与提携，所以他也被视为党人，于建宁四年（171）和同郡孙嵩等四十余人俱被禁锢。郑玄被禁锢后，闭门不出，集中全部精力来进行遍注群经的工作。他的主要成就，大都是在这一时期取得的。
汉代经学有今古文之分。秦始皇焚书后，汉代有一些老儒生凭记忆背诵出来一些经文，用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记录并整理出来，叫做“今文经”。西汉成、哀之世，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皇室藏书，发现了一部用古籀文字书写的《春秋左氏传》，再加上由孔壁所得的《逸礼》、《古文尚书》，和当时尚未立于学官的《毛诗》，便成了古文经的主要经典。研习今文经的，叫今文学派，修读古文经的，叫古文学派。今古文经不仅经文有所不同，更重要的是其解说和观点差异甚大。两派各按自己的观点注经立说和收徒讲学，渐成水火不相容之势，发展到相互指责、论辩，相攻如仇的地步。后来，古文经也被立于学官，取得了合法的地位，两派的斗争更加经常和激烈了。到东汉时，今古文经并行，古文学派的影响迅速扩大。郑玄进入经学界，正是处于今古文学派激烈斗争的形势之下。
郑玄起初师从第五元先学习《京氏易》、《公羊春秋》，是属于今文经学派的。后来他又跟张恭祖学习《周官》、《左氏春秋》、《古文尚书》，这是属于古文经学派的。可见他并不专守一家之言，而是博学多师，兼收并蓄。总的看，他是倾向于古文经学一边的。但是，郑玄并不遵守当时经学中师法、家法那一套，他以自己渊博的学识遍注古文经，注中并不专用古文经学家的释义，同时也采用了许多今文经学家的解释。即以古文为主，兼采今文，择善而从。
在受禁锢的十四年中，郑玄遍注群经。郑注出现以后，原来各守门户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便逐渐不再为人们所重视了。他在当时不仅集古文经学之大成，而且使古文经与今文经融为一炉，独创了一个新的学派———郑学，使之逐渐成为“天下所宗”的儒学，其声望逐渐超过了当时著名的今文经学大师何休。
屡拒征辟 晚节不改
黄巾大起义爆发后，东汉王朝为了平息地主阶级内部的纷争，一致镇压农民起义，在中平元年（184）大赦党人，这时郑玄已五十八岁了。
郑玄曾先后游学十几年，走遍了各地，连大经师马融都自叹不如，成了全国著名的经学大师。他著述丰赡，又弟子众多，在当时是有相当大声望的。解除党禁后，朝廷当政者对郑玄的大名早有所闻，于是争相聘请他入朝担任要职。但郑玄看到当时朝政腐败，不愿涉足仕途，乃屡拒征辟，一心一意著书讲学。
灵帝中平二年（185），执掌朝廷权柄的外戚大将军何进为了笼络人心，首先征辟郑玄人朝为官。州郡官吏胁迫起行，郑玄不得已，只好入朝去见何进。何进为表示礼贤下士，对郑玄礼敬有加，设几、杖之礼以待之。郑玄为保其名士节操，拒不穿朝服，只穿普通儒者的便服与何进相见。仅隔了一夜，未等授予官职就逃走了。
灵帝中平四年（187），三司府曾先后两次征辟郑玄，但他都借故婉言谢绝了。第二年，郑玄与荀爽、申屠蟠、襄楷、韩融、陈纪等十四人并被征为博士，他因父丧而未去。后将军袁隗表举郑玄为侍中，他仍以居丧为理由而拒绝出仕。中平六年（189），灵帝死，少帝刘辩继位，不久董卓废少帝而立献帝，迁都于长安。这时，公卿们又举郑玄为赵王乾之相，但因战乱道路不通，他仍没有受召，而是在家乡隐居，聚徒讲学、著书立说。
献帝初平二年（191），黄巾军攻占青州，郑玄只得逃到徐州避乱。徐州牧陶谦曾大破黄巾军，境内比较安定，他听得郑玄到来，极为欢迎，以师友之礼相接待。郑玄把自己安顿在南城之山栖迟岩下的一所石屋里，很少出头露面，仍然夜以继日，孜孜不倦地研究儒家经典，注释《孝经》。
郑玄在徐州住了五六年，当时孔融为北海相，对郑玄特别尊崇，他一面为郑玄修葺故居庭院，一面再三派人敦请郑玄回郡。建安元年（196），郑玄从徐州返回高密。郑玄在回高密的路上曾遇到大批黄巾军，但他们却对郑玄十分尊重：“见玄皆拜，相约不敢入县境”。郑玄是天下闻名的学者，虽逢乱世不改气节，正是他能够获得黄巾军尊重的原因。高密一县，因此未受黄巾抄掠。郑玄以自己的人格和名望保护了乡梓。
回到高密后，孔融对郑玄礼敬有加，告诉手下僚属称之为郑君，不得直呼其名。这样，郑玄在七十岁时结束了背井离乡的流亡生活，他老当益壮，仍终日精研经典，博稽六艺，并时常浏览谶纬杂学。
献帝建安二年（197），袁绍为大将军，兼督冀、青、幽、并四州，成为北中国最大的割据势力。一次他大宴宾客，郑玄应邀出席，在席上对一些所谓“豪俊”的提问进行了一一的答对，语惊四座，使宾客无不折服。袁绍乃举郑玄为茂才，并表请郑玄为左中郎将，但郑玄却毫不为之所动，婉言谢绝。建安三年（198），献帝征郑玄为大司农，这是位列九卿的高官，给安车一乘，所过郡县长吏送迎。郑玄在家拜受后，便乘安车至许昌，但马上又借口有病，请求告老还乡。他虽然并未到任就职，但已经拜受此命，故世人称他为郑司农。
从解禁后被州辟、举贤良方正、茂才等，前后共有十四次，郑玄皆拒不受。公车征左中郎、博士、赵相、侍中、大司农，也都没有就职。在汉末黑暗的社会情况下，郑玄有意保持自己的清节，不肯与他所鄙视的那些外戚、宦官及唯名利是图的假名士们为伍，而一心在学术上发挥自己的才智，以布衣而受世人景仰，不愧为真名士。建安五年（200），郑玄已经七十四岁了，饱经沧桑，身体常觉不适。袁绍与曹操在官渡（今河南中牟东）会战，为壮声势，争取民心和士望，逼迫郑玄随军，郑玄无奈，只好抱病而行。走到元城（今河北大名境内），病势加重，不能再走了，同年六月病逝于该县。最初葬于剧东（今山东青州境内），后又归葬于高密故里。
郑玄的学生们十分景仰这位老师，为了纪念恩师的教诲，他们像孔门弟子为纪念孔子而编辑《论语》一样，也把郑玄平时和弟子们问答五经的言论编辑为《郑志》，共有八篇。
遍注群经 博学善教
郑玄的学术成就和贡献，首先体现在遍注群经，统一经学方面。
郑玄以毕生精力注释儒家经典，《后汉书•郑玄传》说：“凡玄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凡百余万言。”据清儒郑珍考证统计，郑玄的著述共约有六十种之多。郑玄在《诫子益恩书》中说，他致力于经学，是为了“述先圣之玄意，思整百家之不齐”。《后汉书》本传总结郑玄的经学成就说：“郑玄囊括大典，网罗众说，删裁繁芜，刊改漏失，择善而从，自是学者略知所归。”
在遍注群经的基础上，郑玄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学之长，融会为一，以其丰富的著述创立了“郑学”，破除了过去今古文经学的家法，初步统一了今古文经学，使经学进入了一统时代，对经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郑玄最大的功绩是编辑、注释了“三礼”。汉代《礼经》只凭师授而无注解，马融也只注了《丧服》经、传，“三礼”这个名称虽然是马融、卢植提出来的，但却是从郑玄分别为《周礼》、《仪礼》、《礼记》作注之后，才确定下来的。《礼记》四十九篇的选辑本得以独立成书，也始自郑玄。“三礼”是中国古代典章制度的渊薮，是十分宝贵的历史文献，但其中很多记载我们是很难直接由原文中弄清楚的，所以郑注是不可或缺的。郑注在帮助我们弄明白“三礼”的内容方面，以及在订正经文的错谬方面，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而且郑玄在解释经文时，又补充了许多经文之外的材料，大大丰富了文献的内容。这些材料在当时肯定是有文献或师说可据的，而今已大多亡佚，有赖郑注而得保存其若干，这是郑注的一件大功劳。又由于郑玄作注博综古今，广洽精详，兼采异说，详加条分缕析，弄清其源流，对于后人研究汉代的学术史，有极大的帮助。郑玄对礼义的阐发，也为研究汉代的政治思想史，留下了一份很有价值的遗产。另外，研究古代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等，也都离不开郑注。尤其是今天考释地下发掘的先秦文物，郑玄的《三礼注》更是必须依靠的重要文献。从不轻易赞颂古人的清初大学者顾炎武有《述古诗》称赞郑玄说：“大哉郑康成，探赜靡不举。六艺既该通，百家亦兼取。至今三礼存，其学非小补。”
现存的《毛诗笺》也是郑注中的力作。笺与注释不同，笺是宗一家之说而又有所引申发明。郑笺以《毛诗故训传》为主。郑玄花大力气点明诗的象征特性，对《诗》义的理解深刻而符合原意，突现了诗的文学意味。凡《毛诗》讲的简略之处，便加以补充，有不同的见解，则另加标明，融会今古经，兼采三家诗说，而且在文字、音韵、训诂、博物等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成为《诗经》研究的第一个里程碑。汉人传诗有齐、鲁、韩、毛四家，但前三家诗相继亡佚，《毛诗》在魏晋以后盛行，郑玄作笺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的。
郑玄注《易》，用的是费氏古文，他把象、彖与经文合在一起，并在其前面加上“象曰”、“彖曰”字样，以与经文相区分。郑氏易学兼采义理、象数之说。在象数学方面，除用互卦、消息等方法外，还力主五行生成说与交辰说。在义理方面，多采三礼的观点，据礼以证易道广大，凡涉及嫁娶、祭祀、朝聘等项，所注皆与礼经所说相合，这一特点与后来易学义理派的治易特点相通。
郑玄所注《尚书》用的是古文，但与马融不同，也兼采今文。此外，郑玄还注释过汉代律令。《晋书•刑法志》记载，秦汉旧律诸儒章句十有余家，魏明帝曾下诏只用郑氏章句，不得采用余家。郑玄还注过《孝经》与《论语》，都有较大影响。至于他注释纬书，并用纬书解经，无论对纬书本身，还是对今文经学、古文经学、训诂学，也都是有贡献的。
其次，郑玄在古籍整理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为中国古典文化的保存整理做出了贡献。
郑玄毕生隐居不仕，以整理古籍为己任。他能不拘门户之见，博采众家之长，校勘文字，训释词语，钩玄提要，著为目录，几乎整理了此前的儒家全部重要经典，其数目达六十余种。
郑玄的校雠学成就非常突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古籍浩如烟海，整理古籍是研究传统文化与历史的必需，而校雠之学，又是古籍整理方面的一门专业学问。郑玄注经，不仅兼录异文，考订疑误，而且致力于考镜源流，厘析篇帙。所以，精擅校雠学的清人段玉裁，曾在《经义杂记序》中称赞郑玄成校雠学千古之大业。今人张舜徽先生著有《郑氏校雠学发微》，认为郑玄的校雠学成就表现在如下十二个方面：一是辨章六艺，即明辨六经之体用；二是注述旧典，理查群书；三是条理礼书，使之部秩井然；四是叙次篇目，在目录学方面有突出创见；五是广罗异本，比较异同，细心雠对；六是择善而从，不拘于师法家法和今古文；七是博综众说，舍短取长，不以先入者为主；八是求同存异，自申己见；九是考辨遗编，审定真伪；十是校正错简；十一是补脱订伪；十二是审音定字。凡此种种，已大抵涉及了校雠学的各个方面，后世有志于以整理古籍为务者，皆以郑玄的方法作为范式。
郑玄为后世之训诂学起到了导源的作用。中国训诂学的起源甚早，而训诂学的成熟发展，则是汉代的事，汉人的训诂学成就，又以郑玄为最。所谓训诂学，也就是用语言解释语言，郑玄遍注群经，其内容几乎包括了后世训诂学所涉及的全部：包括释词、释句旨、说语源、说通假、注音读、说修辞、说制度、解名物、释方言、校勘文字、分析语法等等。而郑玄所采用的训诂方式，如直训，义界、推因等方法及传统的义训、形训、声训等，亦已相当完备，而且郑玄注经所用的训诂术语也相当丰富。
此外，郑玄对古音韵学与古词汇学的发展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第一次明确指出了“声类”和“音类”，认为大抵发音部位相同的叫做“声类”，收音部位相同的叫做“音类”，凡是“声类”、“音类”相同或相近的字，其义必相同或相近，这在音韵学上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郑玄总结和发展前人词汇学的研究成果，在注经过程中对词的诸多义项和用法进行全面训释，从而巩固了先秦以来词义发展的成果。
第三，郑玄博学善教，桃李天下，成为我国古代杰出的教育家之一。
《后汉书•郑玄传》称“玄自游学，十余年乃归乡里。家贫，客耕东莱，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又记其六十岁时，“弟子河内赵商等自远方至者数千”。由此可见，郑玄当时私门讲学，极一时之盛。其弟子众多，几乎遍及全国各地，见载于《郑志》、《郑记》与史传者，著名的就有河内赵商、清河崔琰、清河王经、乐安国渊、乐安任嘏、北海张逸、鲁国刘琰、汝南程秉、北海孙乾、山阳郗虑、南阳许慈等等。他的学生有的做了大官，有的成了著名的学者。
郑玄有知人之能，一生治学授徒，非常注意因材施教。据后人辑佚的《郑志》和《郑记》记载，郑玄在进行教学时，注意采取问难和启发的方式，师徒们锲而不舍，切磋琢磨，治学态度十分严谨。《食旧堂丛书》中《论语郑注》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论语》评《诗经》有“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话，郑玄注曰：“乐得淑女，以为君子之好逑，不为淫其色也。寤寐思之，哀世夫妇之道。不得此人，不为减伤其爱也。”但是，郑玄在给《毛诗》“《关睢》乐得淑女以配君子，爱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作笺时却说：“哀盖字之误也，当为‘衷’，衷谓中心恕之无伤善之心，谓好逑也。”这引起了弟子刘琰的怀疑：注《论语》以“哀”释之，注《毛诗》又解作“衷”字之误，为何前后不一致呢?郑玄赞赏刘琰的用心思考，他回答说：“《论语注》人间行久，义或宜然，故不复定，以遗后说。”就是说，应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拿不准的就不强作结论，以免遗害后人。博闻、阙疑，慎言其余，郑玄不仅自己治学如此，也以此教育学生。
《食旧堂丛书•郑志》记有郑玄与弟子赵商的一段对话，是由《诗•商颂•长发》的序文引起的。《毛序》说：“《长发》，大禘也。”郑玄笺曰：“大禘，郊祭天也。……”这中间牵涉到很复杂的祭礼问题，赵商引古籍不同意郑玄的解释，郑玄在进行了一番说明后批评弟子说：“探意太过，得无诬乎!”在与赵商的另一次谈话时也说：“天下之事，以前验后，其不合者，何可悉情?是故，悉信亦非，不信亦非。”从这些师徒间切磋时的随意性谈话中可以看出郑玄注重启发式教学的特点，这是对我国大教育家孔子的教学方法的继承和进一步发展。
由于我国古代的典籍往往表现出“通学”的特点，在注释经书的过程中，郑玄还对有关自然科学进行了详细的考释。现从有关经书的注释中，还能清楚地看到郑玄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深厚造诣。这突出表现在天文学、数学及力学几个方面。在注释《周礼•冬官•考工记》“量其力，有三均”一语时，郑玄说：“有三，读为‘又参’。量其力又参均者，谓若干胜一石。加角而胜二石，被筋而胜三石，引之中三尺。假令弓力胜三石，引之中三尺，弛其弦，以绳缓擐之，每加物一石，则张一尺。”这些关于弹性规律的探索，表明他是世界上第一位正确表述“力与变形成正比”线性关系的学者，比英国物理学家胡克要早一千五百多年。
鬼谷高足——孙膑
鬼谷高足——孙膑
孙膑，本名不传，因其受过膑刑(剔去膝盖骨)，故名孙膑。生卒年不详，大约与孟子同时，系孙武的后人，生于齐国阿、鄄之间(今阳谷县阿城镇与鄄城县北一带，现在一般认为孙膑的故里在鄄城)。他是战国时期齐国的军师，中国历史上卓越的军事家、军事理论家，著有《孙膑兵法》传世。
遇害身残 壮志未泯
孙膑在青年时期，曾和魏人庞涓一起拜鬼谷子为师，学习兵法。传说鬼谷子是位德行高深的隐士，有通天彻地之才。他精通数学，日星象纬，占往察来，言无不验；又广记多闻，明理审势，出词吐辩，百口难当；尤其精通兵学，六韬、三略，变化无穷，布阵列兵，鬼神莫测。据说，他的弟子众多，战国时代著名兵家尉缭和纵横家苏秦、张仪等，都出自他的门下。孙膑为人淳朴厚道，谦虚谨慎，加上学习勤奋刻苦，颇得鬼谷子的器重。一天，鬼谷子对众弟子说：“我夜间讨厌听到老鼠的声音，你们轮流值宿，替我驱鼠。”这天夜里，轮到孙膑值宿，鬼谷子将孙膑叫到跟前，从枕下取出一卷文书，对他说：“这是你的祖先孙武留下的《孙子兵法》十三篇。当年你的祖先曾将它献给吴王阖闾，阖闾用其策，大破楚军。后阖闾惜此书，不欲广传于人，乃置于铁柜，藏于姑苏台屋楹之内。自越兵焚台，此书不传。吾向与你祖有交，求得此书，亲为注解；行兵秘密，尽在其中，未尝轻授一人。今见你心术忠厚，特以付你。”并告诫道：“得此书者，善用之为天下利，不善用之为天下害。”于是，孙膑携归卧室，昼夜研习，三日之后即能背诵无误，鬼谷子逐篇盘问，孙膑对答如流，一字不遗，并都有独到的见解和深刻的发挥。鬼谷子很是惊讶，高兴地说：“你能如此用心，你的祖先孙武先生后继有人了。”
转眼过去了几年，孙膑、庞涓两人，经过鬼谷子的精心调教，兵法、韬略大有长进。这时，传来了魏惠王招贤纳士的消息。本是魏国人的庞涓，觉得机会来了，决定下山应招。庞涓到了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用花言巧语骗得了魏惠王的信任，当上了魏国的大将军，但几次出征都打了败仗，惠王开始对他不满。这时他想起了同窗好友孙膑，便想把他骗下山来在自己手下当参谋，以便提高自己的威望，赢得惠王的信任。于是，他几次捎信给孙膑，叫孙膑来魏国做官。
孙膑到了大梁，惠王盛宴招待。宴上问到兵法之事，孙膑总是对答如流，因而赢得惠王的夸赞。庞涓听着刺耳，认为孙膑是有意显示自己，给他难看，于是心生歹计，设计陷害孙膑。庞涓在魏惠王面前诋毁孙膑，说其私通齐国。惠王一气之下，要处死孙膑。庞涓为了骗取孙膑所学的兵法，又假惺惺地以同学的面孔向魏王求情，把死刑变成了膑刑，挖去了孙膑的双膝盖骨，又用针刺面，然后以墨涂之。孙膑变成了一个废人，庞涓假意关心孙膑，把他带到府上并派人精心侍候。为了报答庞涓的恩情，孙膑答应把《孙子兵法》十三篇背诵下来写在竹简上。
这件事被看管孙膑的一个仆人知道了，他很同情孙膑，就把庞涓隐害孙膑的前前后后说了一遍。孙膑听了非常恼火，万没想到庞涓竟会如此狠毒，可是自己已成了残废，如何报这深仇大恨呢？不久，孙膑疯了，他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叫闹个不停。送饭的人拿来吃的，他竟连碗带饭扔出好远。庞涓听说了这些，并不相信孙膑会疯，便叫人把他扔到猪圈去，又偷偷派人观察。孙膑披头散发地倒在猪圈里，弄得满身是猪粪，甚至把粪塞到嘴里大嚼起来。庞涓认为孙膑是真疯了，从此看管逐渐松懈下来。
孙膑见装疯产生了作用，便暗中加紧寻找逃离虎口的机会。一天，他听说齐国有个使臣来到大梁，便找了个间隙，偷偷前去拜访。这位使臣就是淳于髡。淳于髡听了孙膑的叙述，从谈吐中认定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才，十分钦佩，遂答应帮他逃走。这样，孙膑便藏身于淳于髡的车子里，秘密地回到了齐国。
田忌赛马 崭露头角
这个时候，正值齐、魏争霸，交战不断的年代。早在前386年，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田氏贵族在齐国取得政权后，就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选拔文武人才，防守边境，反抗外来的威胁。淳于髡把孙膑带到齐国后，把他推荐给将军田忌。田忌很欣赏孙膑的才能，也很同情孙膑的不幸遭遇，招他为宾客，以上礼待之，言听计从。
当时，在齐国的王室贵族之中，流行一种赛马游戏。田忌与齐威王赛马时胜少负多。孙膑在场观察了多次，发现双方出场的马大致可分为上、中、下三种水准，而每一种水准的马，马力大致相仿，于是对田忌说：“下次赛马，我可以使将军获胜，赌注不妨下得大一些。”田忌非常高兴，便和齐威王赛马，“逐射千金”。比赛当天，孙膑给田忌出了个主意，让田忌用上等马对齐威王的中等马；用中等马对齐威王的下等马；最后再用下等马对齐威王的上等马。田忌恍然大悟，依计而行。结果，田忌两胜一负，赢得了千金的赌注。一向取胜的齐威王这次输了，大感惊讶，忙问田忌是何原因？田忌把孙膑找来，借机推荐给齐威王。齐威王和他交谈兵书战策，孙膑尽吐平生所学，两人谈得十分投机。齐威王认为孙膑是个难得的军事天才，真有相见恨晚之感，于是立即拜孙膑为军师。
这样，通过这次赛马谈兵，孙膑一鸣惊人，由—个“刑余之人”一跃而成为统帅齐国大军的首领，在战国群雄角逐这个动荡的大舞台上，开始崭露头角，大显身手。而孙膑在“田忌赛马”中所采用的方法，也被视为“运筹学”的最早运用。孙膑赛马的故事，从此成了军事谋略学最生动的事例。
围魏救赵 桂陵大捷
战国中期，魏国已发展成为中原大国，国势日强，曾先后攻占过秦、楚、齐等国的大片土地，对赵国更是觊觎已久，早有独霸之野心。前354年，魏将军庞涓发兵八万，以突袭的办法将赵国的都城邯郸包围。赵国抵挡不住，派使者向齐国求救。齐威王欲派孙膑为大将，率兵援赵。孙膑辞谢说：“我是受过刑的残疾人，带兵为将多有不便，还是请田大夫为将，我从旁出出主意吧！”齐威王想想也好，就拜田忌为大将，孙膑为军师，发兵八万，前往救赵。
出兵前，田忌与孙膑一起研究作战方针。田忌认为应该率军北上直趋邯郸，与魏军决一死战，以解赵围。孙膑不赞成这种打法，他审时度势，提出了一个“批亢捣虚”、“围魏救赵”的作战策略。他对田忌说：“目前的形势犹如丝线夹缠成一堆，如要解开，万万不能用力乱扯。人家打架，你想拔刀相助，但不能不弄清情势就挥拳加入殴斗。如今魏国把全部兵力投入了这场战争，国内只留下了一些不堪一击的老弱病残之兵。如果我国趁虚率兵攻向魏都大梁，占据它的交通要道，袭击它空虚的后方，那么魏军主力必然要放弃攻打邯郸而回师自救。这样，既可解邯郸之围，达到救赵的目的，又可在魏军长途跋涉、疲于奔命之际，抓住时机，狠狠打击魏军，这不是一举两得吗？”田忌听罢，心中大喜，立即采纳了孙膑的计谋，率领齐军杀往大梁。
桂陵大战图(相起久作)
庞涓竭尽全力，在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终于于周显王十六年(前353)攻克了赵国都城邯郸。就在庞涓陶醉于胜利之时，魏惠王派人告急，说齐军以轻锐之师进逼大梁，命庞涓火速班师自救。大梁乃魏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其得失关系魏国的存亡。庞涓刚刚拿下邯郸正在得意忘形，忽闻齐军兵临大梁，真是又气又急，顾不得休整军队，更顾不得将士们的疲惫和损伤，日夜兼程，回救大梁。庞涓放弃了随军辎重，昼夜不停地急行军，赶回来与齐军决战。但他万万没有料到，攻击大梁的齐军仅仅是齐军的一部分，其主力早已在桂陵(今山东菏泽东北)埋伏妥当，以逸待劳，只等魏军钻进口袋。当庞涓匆匆渡过黄河，刚刚走到桂陵时，战斗力相当旺盛的齐军便潮水般地从四面涌过来，直杀得魏军丢盔卸甲，四处逃散，几乎全军覆灭，庞涓只带了少数残兵败将逃出重围。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桂陵之战”。
这次战争的胜利，充分显示了孙膑出色的军事智谋和才干。孙膑所制定的围魏救赵的战略，成为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的一个著名的战例。“桂陵之战”后，魏惠王被迫讲和，把邯郸归还赵国，赵国也因齐军的援救而复存。
减灶诱敌 智杀庞涓
桂陵之战，魏军虽然战败，但实力并未受到多大的损失。十三年后，即齐威王十六年(前341年)，魏国攻打韩国，韩国向齐国告急。于是，齐国乘韩魏两军久战俱疲，再次命田忌为大将，田婴为副将，孙膑为军师，统兵数万，兵车数百乘，浩浩荡荡地离齐攻魏救韩。孙膑认为：“夫解纷之术，在攻其所必救，今日之计，惟有直走魏都耳！”所以，这一次，孙膑又一次采取了“围魏救赵”的战术，大军直奔魏都大梁。魏惠王见齐军又杀气腾腾地直扑大梁而来，鉴于十三年前桂陵之败的惨痛教训，再也不敢让魏军在韩恋战，急令调回魏军主力。庞涓传令大军离韩归魏，并亲自率兵十万，企图与齐军进行一次殊死决战。
孙膑冷静地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情况，认为这一次魏军有一定的准备，兵力也较多较强，而且是主动迎击齐军，来势凶猛。于是，他决定改变战术，以计胜之。他对田忌说：“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兵法上也说，被利诱而深入百里，去追击敌军，必丧失大将；追击五十里，势必折损—半士兵。我们就要在这上面想办法。”田忌问道：“如何因势利导呢？”孙膑胸有成竹地说道：“彼三晋(这里专指魏)之兵，素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我军便将计就计，主动引兵东撤，装作惧怕魏军的样子，设法诱其中计。”田忌又问：“依军师之计，具体应该如何做呢？”孙膑说道：“我们不妨在退兵途中，第一天造十万人做饭用的锅灶，第二天减为五万人的锅灶，第三天减为三万人。魏军追兵见我军锅灶逐日减少，一定认为齐军怯战，逃亡过半，从而助长其骄傲轻敌的思想，诱其拼命猛追，如此一来，其力必疲，然后再以计取之。”田忌听罢大喜，决定依计而行。
再说庞涓怒气冲冲地率兵以急行军的速度从韩返魏，快要抵达大梁城时，不料齐兵又撤退逃窜，于是整顿兵马，紧紧追赶。庞涓生性狡黠多疑，惟恐齐兵有诈，因而开始追击时还是比较谨慎的，行军速度也不算快，各队之间能够互相联络照应。后来，他发现齐兵的锅灶一天比一天减少，这才放下心来，以为齐军果然怯弱，闻魏兵将至竟不战而逃亡过半，士气已经低落到不堪一击的程度，这是雪桂陵战败之耻的天赐良机。处于亢奋之中的庞涓当即传令，将步兵留后继行，自己亲率精锐骑兵，马不停蹄，昼夜兼程地沿着齐军撤退的方向猛追不舍。
田忌与孙膑从容地率兵撤退，同时派出许多侦探，观, 察并随时报告魏军动态。孙膑得知魏军已过沙鹿山时，屈指计程，料定魏军日暮必到马陵(今郯城境内)。马陵地势险峻，一条窄道夹在两山之间，道旁树木丛生，是设伏歼敌的好战场。于是孙膑命令齐军停止前进，砍伐树木，堵塞道路，设置障碍，布下重重埋伏，准备围歼追敌。孙膑还特意命兵士把路旁的一棵大树刮去一段树皮，在白色的树干上书写了八个大字：“庞涓死于此树之下”。一切准备就绪后，孙膑挑选了弓弩手一万人，夹道而伏。然后对弓箭手发出命令说：“天黑时候，只要看见火把就一齐射箭！”
果然不出孙膑所料，庞涓率领部分魏军黄昏时分赶到了马陵道。其时，魏军人困马乏，极度疲劳，都想停下来歇歇脚。前军回报说，有断木塞路，难以前进。庞涓以为是齐兵惧怕魏军追赶，故设障碍，便命人搬木开路。忽然，他抬头看见树上砍白处，隐隐有字迹看不真切，便命军士取火照之。众军士一起点起火来，庞涓于火光之下，看得分明，大惊中计，急令退兵。怎奈为时已晚，齐军万名弓弩手一见火光立刻万弩齐发，喊声四起。魏军顿时大乱，被齐军四面围住，既无法抵抗，又无路可逃，死伤殆尽。庞涓在乱军中身中数箭，自知“智穷兵败”，无法挽救危局，只好仰天长叹道：“吾恨不杀此刖夫，遂成竖子之名！”说罢拔剑自刎而死。庞涓所率精锐被歼后，齐军乘胜发起进攻，魏兵心胆俱裂，无人敢战，各自四散逃生。十万魏军，尸横遍野，全部覆灭，统帅太子申也成了俘虏，魏军轻重军器，车马粮草，尽归于齐，齐军取得了战略决战的胜利。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马陵之战。
马陵之战，孙膑因势利导，又一次灵活地运用“围魏救赵”之术，以强示弱，减灶诱敌，设伏马陵，一举全歼了魏军，取得了决战的胜利。马陵之战，同桂陵之战一样，是孙膑军事生涯中的“杰作”，也是我国军事战争史上的两朵并开的“奇葩”，充分显示了孙膑过人的军事谋略和杰出的指挥才能。马陵之战后，魏国元气大伤，国势从此一蹶不振，失去了中原霸权。齐国则声威大震，威服诸侯，称霸于中原。孙膑则由此而名扬天下，实现了他平生的抱负。
急流勇退 兵法传世
田忌等班师回国后，齐宣王大喜，设宴犒赏全军将士，并亲自为田忌、田婴、孙膑把盏斟酒。相国邹忌妒火难忍，自思昔日私受魏贿，制造谣言，阴谋陷害田忌之事，心中有愧，于是称病辞去了相位。齐宣王就拜田忌为相国，田婴为将军，还要加封军师孙膑。孙膑不愿受封，而且去意已决，便亲手把《孙子兵法》十三篇写出来，献给了齐宣王。齐宣王恳词慰留，
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
出土竹简《孙膑兵法》书影
田忌也苦心相劝，却都动摇不了他急流勇退的决心，他对宣王说：“臣以废人，过蒙擢用，今上报主恩，下酬私怨，于愿足矣。臣之所学，尽在此书，留臣亦无用，愿得闲山一片，为终老之计！”宣王只好设宴送行。孙膑隐居山中，不知所终。
孙膑死后，给后人留下了一部珍贵的军事著作———《孙膑兵法》。《孙膑兵法》古称《齐孙子》。原有八十九篇图四卷，内容十分宏博，可惜在东汉末年失传。直至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部分孙膑谈兵的竹简，经专家们长期研究整理，最后确定为十六篇。这十六篇虽然远非《齐孙子》的原貌，但理论价值却十分珍贵。它总结了战国中期以前的大量战争实践，从基本理论到战术原则，都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孙子兵法》，在战争观、军队建设和作战指导诸方面都提出了若干有价值的观点和原则。
在战争观方面，《孙膑兵法》提出了“战胜而强立”的思想，充分肯定统一战争的进步意义和作用，极力主张用统一战争去克服战国七雄并立的封建割据局面。它强调战争服从于政治、依赖于经济；认为“强兵之急”在于富国，只有国富、兵强、民安，才能“战胜而强立”；他说“(兵)其富在于急归，其强在于休民，其伤在于数战”；在《强兵》篇里，他回答威王的问题时认为“正教”、“散粮”、“静”、“行之教”等均非强兵之急者，只有“富国”才是强兵之急者，这就发展了孙武的“因粮于敌，取用于国”的思想。孙膑既反对企图垂衣裳而治的幻想，又反对穷兵黩武，强调积极备战，“事备而后动”。
孙膑更重视战争的政治性质和目的，更强调“仁”和“义”，并将其纳入“道”的范畴里。他说：“夫陷齿戴角，前蚤后踞，喜而合，怒而斗，天之道也，不可止也。故无天兵者自备，圣人之事也。”因此才有了黄帝作剑、羿作弓弩，禹作舟车、汤武作长兵的事。他认为圣贤们用“责仁义，式礼乐，垂衣裳”的方法无法禁止争夺，不得已才“举兵绳之”，因而战争的正义性质和目的很明确，义战才合乎“道”。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以“道”制胜的观点。这里的“道”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战争规律。《孙子兵法》虽也提出了“战道”的概念，却没有展开论述。而孙膑则对“道”的内容作了全面的概括：“知道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其民之心，外知敌之情，阵则知八阵之经，见胜而战，弗见而诤，此王者之将也。”也就是说，“道”的内容包括天时、地利、民心、士气、敌情、战法、战机等多方面内容，战争指导者掌握了“道”便能够赢得战争的胜利。
在军队建设上，孙膑更重视人的作用。他认为“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把提高人的素质作为强兵的关键所在；强调治军不但要信赏明罚、令行禁止，还要对士卒进行系统的教育训练，《孙膑兵法》中有专讲军政训练的《五教法》一篇，提出对部队实施严格的政治教育、队列训练、行军训练、阵法训练、战法训练，这是我国先秦时期最完整系统的军队教育训练理论，较之《孙子兵法》中“令之以文，齐之以武”的治军思想，无疑是更全面的继承、发展、丰富、提高。
在作战指导上，《孙膑兵法》提出“必攻不守”的作战指导理论，其实质就是运用大规模机动野战的作战方式，在战略和战役上实施广泛的“批亢捣虚”、“围魏救赵”、争取主动、避免被动，这也是对《孙子兵法》避实击虚理论的重要继承和发展。在《孙膑兵法》中，与“必攻不守”意思相近的命题是“批亢捣虚”。“亢”，本义为咽喉，引申为要害。所谓“批亢捣虚”，就是攻击敌人要害且薄弱的关节点，这与孙武“审敌虚实而趋其危”有异曲同工之妙。孙膑的认识还不止于此。在与田忌对话时，对于田忌提出的赏、罚、权、势、谋、诈，他认为“可以益胜”，但“非其急者也”；兵之急者，在于“必攻不守”。也就是说，攻虚击弱乃是取胜的关键所在，是作战理论的核心内容。千余年后，唐太宗李世民也不无感慨地说：“用兵识虚实之势，则无不胜焉！”
此外，孙膑更重势，强调任势，主张“便势利地”而不责于士兵的胆怯。他从物理学和军事学的角度对势的本义及其作用作了较多的阐述，明确提出了“因其势而利导之”的作战原则。在先秦兵家中，孙膑以“贵势”而著称。他以弓弩和激水来说明势：“□(羿)作弓弩，以势象之。……何以知弓奴(弩)之为势也？发于肩应(膺)之间，杀人百步之外，不识其所道至，故曰弓奴(弩)势也。”在他看来，势是一种由高速运动产生的冲击力，使静止的物体形成一种不可阻挡的力量。在这点上，他与孙武的“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和“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的比喻的意思是一致的。他还对势的作用和怎样造势的方法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认为“其(指兵)巧在于势”，“势者，所以令士必斗也”。“欲知兵之情，弩矢其法也。矢，卒也；弩，将也；发者，主也。矢，金在前，羽在后，故犀而善走。”“所胃(谓)善战者，便势利地者也。”因此将领要努力造成战场上有利的态势。尤其重要的是，这种势不仅包括军队在战场上有利的态势，也包括士兵心理上的有利态势，即“战势，胜者益之，败者代之，劳者息之，饥者食之”，使士兵心中感奋，“蹈白刃而不旋踵”，如“行水得其理，剽石折舟”。
总之，孙膑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军事家，更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他一生坎坷，遭奸人暗算致残，却身残志坚。无论是指导田忌赛马还是指挥桂陵和马陵之战，都显示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在战略上他能正确地选择作战时间和空间，在战术上善于因势利导，制造假象，用围魏救赵、批亢捣虚、减灶示敌等谋略使敌产生错误判断而自动就范，在中国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特别是其创造的“围魏救赵”的战法，为历代兵家所借鉴。作为一名杰出的政治家，他能从全局的角度看问题，把作战胜利与富国强兵联系在一起，在军事和政治的关系问题上发展了孙武的思想。他既重仁义忠信、德行民心，又主张信赏必罚，以战止争，靠综合国力“战胜而强立”；其思想具刚柔、兼儒法，对治国治军者制定政策有着重要的指导价值。
汉家儒宗——叔孙通
汉家儒宗——叔孙通
叔孙通，西汉初年薛（今山东滕州南）人，具体生卒年不详。秦朝时被征为特诏博士。西汉初年，叔孙通与诸儒生杂采古礼及秦制，共立朝制礼仪，因时制宜地将儒家学术运用于社会政治现实，使最高统治者意识到儒学的作用，从而对汉初儒学的复兴做出了重要贡献。司马迁在《史记•叔孙通列传》中，誉叔孙通为“汉家儒宗”。
大智若诎 拟订仪乐
叔孙通善于观察、反应灵敏、处事果断，是一位关注社会的学者。秦时虽被征召入宫，但他不满秦朝的暴政，一面与统治者周旋以自保，一面密切注意天下形势的变化，准备择主而事。
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后，很快攻克陈（今河南淮阳），建立了张楚政权。消息传到咸阳，秦二世召集博士、儒生，询问大家对此事有何看法。博士及儒生三十多人直言不讳道：“作臣子的不能聚众，聚众就是造反，这是死罪，绝不能宽赦。希望陛下赶快发兵去攻打他们。”秦二世听惯了粉饰太平的甜言蜜语，不愿意承认在自己的统治下，居然会出现臣下谋反的事件，当即脸色骤变，朝廷上的气氛霎时变得十分紧张。叔孙通见实话实说会有杀身之祸，急忙上奏道：“这些人全是胡说。现在天下已经合为一家，各郡县的城墙都毁弃掉了，兵器也都毁作了农具。况且天子圣明，法令具备，人人守法，哪里有人敢再谋反。那些人不过是一群强盗，只要郡守县尉们去捉拿他们就足够了，何劳您烦心呢。”一席话说得秦二世眉开眼笑，但他仍不罢休，又遍问在场的博士儒生。可怜那些坚持原来观点的诸生，都被下狱治罪；而那些附和叔孙通的儒生，则安然无恙地回到家中。
叔孙通因其机智的劝解得到皇帝的赏赐，还被拜为正式的博士。后来他认识到呆在咸阳城内，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于是偷偷地跑回自己的老家薛地，投奔到项梁的麾下。项梁兵败定陶后，叔孙通便到楚怀王身边任职。楚怀王迁徙江南后，叔孙通又转到项羽的麾下。汉高祖三年（前205），刘邦攻克项羽的根据地彭城后，叔孙通又投降了刘邦，开始为汉朝的建立和发展出谋献策。
叔孙通不仅通晓矛盾转化的玄机，而且又善于等待时机，是一位饱学多识的智者，很快得到刘邦的赏识。前202年，刘邦打败项羽一统天下，加冕称帝，西汉建立。起初，因大家痛恨秦朝的苛政繁仪，刘邦遂把所有的礼仪都废除了，不料这反生出了许多弊端。刘邦的部下多数出身于农民和小手工业者，有些还是刘邦小时候的朋友，相互之间没有约束，如今又成了功臣，更没有什么顾忌了。宴会上，群臣称兄道弟，无拘无束，有的醉态百出，不成体统，有的狂欢乱舞，有的拔剑击柱，有的胡言乱语争功自傲。此时群臣的形象令刘邦非常生气，担心后患无穷，可又不好惩办他们。
《史记•叔孙通列传》书影
善于察言观色的叔孙通不失时机地进谏道：“儒生们难与进取，却可与守成。我愿去鲁地召集一些儒生，与我的学生们一起为陛下制定朝仪。”“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这是叔孙通在深谙儒术、儒生特点的基础上，对儒者、儒术与社会政治关系的高度概括，这一观点无疑是政治思想认识上的一大进步。汉高帝说：“怕只怕像过去那样繁琐难行。”叔孙通说：“五帝时，每个时期的音乐都各不相同；夏、商、周三代，礼仪差别较大。礼仪的制定要考虑当时的国家形势和人情世故，所以和前代相比，三代的礼仪有的增，有的减，互相有异。我愿意把古代的旧礼和秦时的朝仪混合起来，订立一种新的礼仪。”汉高祖说：“你不妨试一下，但一定要通俗易行。”
受命后，叔孙通立即到礼仪之邦的鲁地聘请儒生。其中有二人不肯应聘，还当面嘲讽他说：“你多次易主而事，取得亲近、显贵靠的都是阿谀奉承。一个王朝一定要经过一百年言行道德的教化，才有条件兴礼乐。如今天下初定，你却要制定礼乐法规，无非又是想讨好皇帝，太不符合古训了。我们决不会与你同流合污!”对这些泥古不化的人，叔孙通一笑了之：“真鄙陋，一点也不懂得时世的变化。”
叔孙通与鲁地征聘的儒生以及他的弟子们一起拟定了上朝的仪式，然后到郊外空旷的场所进行实地练习，史称“绵蕞习仪”。一个多月后，基本要领已非常纯熟，于是请刘邦前来检阅。看到这套仪式尊君抑臣、上宽下严，皇帝要做的又极其简单，刘邦于是欣然允准。下诏群臣必须尽心练习，为十月举行朝岁大礼作好准备。
汉高祖七年（前200）十月，各诸侯王及朝廷群臣都赶往长乐宫朝拜皇帝、参加岁首大典。天还没亮，宫中侍官就按次序把大家引入殿中。殿上早已陈列好了仪仗，只见卫官张旗，郎中执戟，分左右站立在殿前台阶两旁。功臣列侯、将军、军吏等武臣按等级次序面向东站在西边，丞相以下的文官依次面向西站东边。大行宫们也按身份尊卑分为九级，肃立在御座两旁，专门负责逐级上传下达奏章和诏令。在一片静穆中忽然传来司仪的一声高喊，紧随着侍卫官们接口相传的吆喝声，汉高祖乘辇车从里面出来，面南背北地坐在龙椅上。这时大行宫们依次传下令来，诸侯、丞相、列侯及俸禄为六百石以上的官员们逐班以小步轻声快行入殿，向皇帝跪拜祝贺，一个个诚惶诚恐，十分肃敬。接着大家共进筵席，大臣们仍俯身仰望，不敢平坐正视皇帝，然后按身份尊卑先后向皇帝祝酒。酒过九巡，司仪宣布罢酒。自始至终，酒会上没有人敢大声喧哗，也没有狂饮失礼的场面出现。刘邦见此很是高兴：“我今天才知道做皇帝的好处!”在这里，朝仪不但充分显示出礼对人的严格限制与强大的束缚力，而且表明了礼与法的关系极为密切，真是到了“出乎礼则入乎刑”的地步。叔孙通在刘邦需要树立皇帝权威的关键时刻，使文化素养较低的刘邦直观地感受到儒家礼制的独特功效，意识到儒生的用处，从而为儒家学术的兴起提供了契机。
刘邦高兴之余，拜叔孙通为奉常，赐金五百斤，以示奖赏。这不仅是对叔孙通个人的赏识，而且是对儒生和儒术的认同。汉高祖九年（前198），叔孙通被任命为太子太傅。汉高祖十二年（前195），汉高祖打算让刘如意代替太子，叔孙通上书道：“晋献公因宠幸骊姬，废掉太子立了奚齐，招致晋国几十年的大乱；秦始皇因没早立扶苏为太子，致使赵高利用欺诈伎俩立了胡亥，结果自取灭亡。现在太子仁义忠孝，这一点天下人人皆知。况且吕后与陛下是患难与共的夫妻，你怎能背弃她呢!如果陛下一定要废嫡立庶，我宁愿先死。”说着就要拔剑自刎，汉高帝见状慌忙制止，搪塞道：“你不要当真，我只不过是随意说着玩的。”叔孙通却不肯让步，说：“太子是天下的根基，根基一动摇，整个天下就会震荡，你怎能拿此事为儿戏呢?”后来，张良又设计让刘邦看到他长久以来想延请而不肯来的四个隐士却在辅佐太子，终于使刘邦放弃了废黜太子的念头。
据《汉书•魏相传》记载：叔孙通还制定了天子衣服之制。为使天子行朝仪、宗庙礼乐和婚礼时更加威武庄严，并合乎天地四时气候的变化，他曾与相国萧何、御史大夫周昌、将军王陵一起上奏道：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天子所穿的衣服，应当上法天地之数，中得万民之和。所以自天子、诸侯、列侯，下及万民百姓，都应效法天地，顺从四时，使国家大治，身无祸殃，而年寿永久，是“奉宗庙安天下之大礼”。这一奏议，立即得到汉高祖的赞同。此后，中谒者赵尧、李舜、倪汤和贡禹“四人各职一时”，制定了天子服饰制度。
此外，对于婚姻嫁娶之礼，叔孙通也极为重视。惠帝娶妃时，叔孙通曾为他制定婚仪，称为“六礼”，即结婚的六道程序和仪式：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同时叔孙通又认为，亲迎这一仪式对于皇帝而言可以例外，可让上卿代为迎接。这一点，在王复的《五经异义》中可以得到证明：“高祖时皇太子纳妃，叔孙通制礼，以为天子无亲迎”。据唐朝杜佑的《通典•礼十八•天子纳后妃》记载，惠帝娶妻时就经过了“纳采”这一程序：“汉惠帝纳后，纳采雁璧乘马束帛，聘黄金二万斤，马十二匹。”“六礼”充分体现了婚姻嫁娶的严肃隆重，一切必须依礼而行。这对于整顿社会秩序、维护人伦纲纪具有重大意义。
叔孙通根据秦朝留下的宫廷乐队的编制情况，吸收乐人的意见，创制了汉代的礼乐，体现了古今结合、雅俗共赏的风格。《汉书•礼乐志》记述了在宗庙祭祀活动中，音乐配合仪式的情况：随着庙门打开，乐队奏起热烈欢快的《嘉至》曲，欢迎各路善神光临，很像古代的降神之乐。接着皇帝进庙门，奏《永至》曲，节奏缓慢庄严，皇帝依着乐曲节拍走步，以显示威严和虔诚，很有古时《采荠》和《肆夏》曲的风格。当祭祀用的美味肉食端上来时，则有轻柔优美的《登歌》乐伴奏。渐渐地乐声越来越轻，只听得皇帝引吭高歌，独唱出颂词祷文，为的是能使神灵和祖宗听清每一句祝祷之词，其音调犹如古时候的《清庙》之歌。接着又奏《登歌》直到礼毕，最后演奏《休成》之乐，这是一曲赞美神明、欢送神灵仙归的颂歌。祭祀结束后，皇帝再移坐东厢房喝酒，以《永安》乐伴奏，赞美祭祀之礼圆满完成。在这里，不仅宗庙祭祀的程序，并且《嘉至》、《永至》等乐歌也是叔孙通制定的。
叔孙通不仅帮助汉朝整理了朝纲，制定了一套适合当时形势需要的政治礼仪制度，而且撰写了《汉仪十二篇》、《汉礼度》、《律令傍章十八篇》等仪法法令方面的专著，对后世影响较大。
汉家儒宗 名垂青史
叔孙通随时局的变化而不断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但始终没改变的是儒家的信念和迈入仕途的决心，从而为汉初儒学的复兴做出了重要贡献。
其一，为朝廷网罗和培训了一批懂儒家礼乐的人才。叔孙通归汉时，随他投奔汉王刘邦的儒生弟子就有百余人。为了制定朝仪，他又奉命征召鲁地诸生三十多人，他还曾经教导皇帝左右的官员学习礼乐。因此，叔孙通为汉初朝廷网罗和培训了一批懂儒术、特别是懂儒家礼乐的人才。这些人又大部分被皇帝任命为郎官，这使汉初官吏队伍构成发生了一定变化。在汉初朝廷儒生不多的情况下，这部分人显然成为一股不小的势力，对于扩大儒家在朝廷和上层社会的影响起到了一定作用，有利于儒学的复兴。正因为叔孙通懂“古礼”，地位高，其儒生弟子又多活动于朝廷，所于被推上“汉家儒宗”的地位。
其二，弘扬了传统儒学中的礼治学说。叔孙通制定朝仪时，“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汉书•礼乐志》）。所谓“古礼”，显然是指先秦儒家的“礼”。他制定宗庙仪法时，同样会“颇采古礼”。为此，范晔说，汉初天下创定，朝制无文，叔孙通颇采经礼，参酌秦法，“适物观时，有救崩敝”。（《后汉书•曹褒传》）当叔孙通所制定的朝庙礼仪法度在汉朝实行后，其中儒家的古礼自然会流行于汉代。随着儒家礼仪的流行，儒家礼仪所蕴藏的儒家思想、特别是礼乐思想，就会对上流社会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叔孙通的礼仪活动和思想，对汉初礼仪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为两汉时期儒学盛行、礼制完备，奠定了基础。对后来封建时代的礼仪制度的建设与改革，以及礼法结合的中华法系的形成与发展，均有极大影响。
其三，对儒学进行积极的改造。过去人们较多注意的是董仲舒对儒学的改造，实际上这种改造在汉初就已经开始了，叔孙通即是汉代儒学改造的先驱。他伺机用其所掌握的儒家学术影响当时的社会政治现实，即致力于儒家学术与皇权与社会政治生活实际的结合。他通达时变，知当世之要务，能够“圆通顺应”，以其特殊的身份、特殊的性格，积极地改造儒学，使儒学的宗旨与功能逐步为汉初君臣所认识，因时制宜地将儒家学术中的有关部分运用于社会政治现实。正由于他对儒学的改造和变通，儒学的价值才为统治阶级所认识，儒学也渐次步入统治思想的殿堂，最高统治者才意识到儒者、儒术的作用，从而在汉初的政治舞台上为儒学争得了一席之地。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儒学的改造，不是迫于政治压力，而是一种积极的、自发的改造，因而去掉了陈朽迂腐的一面，还原出其质朴无华的本色。
其四，促进了儒学的复兴。《礼记》云：“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齐。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礼的独特作用在于使尊卑上下明若黑白，人们的等级高低都有其鲜明的外在标志，从而保证下不犯上，维持统治秩序的稳定。对于礼的这种妙用，刘邦原来并不了解，或者说是不屑一顾。但他既然登上皇帝的宝座，皇帝的尊严便必须通过礼仪来完成。叔孙通正是在刘邦完成由一介草民到至尊皇帝的转变、需要树立权威的关键时刻，大显身手的。叔孙通在西汉初建的混乱时期及时地创编了一套既保留传统精华又适应时尚风俗的礼乐制度，起了整顿封建秩序，巩固中央集权，促进社会安定的重要作用，从而跻身于西汉开国功臣之列而名垂青史。他的思想和行为务实而踏实，不唱高调，制定朝仪易知易行，因此得到了高祖的青睐和信任。因他以其特有的灵通和机敏，适时地将儒家理论和学说以实用的方式表现出来，使刘邦君臣直观地感受到了儒家礼制的独特功效，开始对儒学另眼相看。所以从汉代儒学发展的历程来看，复兴儒学的首功应归叔孙通。
工匠始祖——鲁班
工匠始祖——鲁班
鲁班，春秋末期鲁国(今曲阜)人，约生于周敬王十三年(前507)，卒于周贞定王二十五年(前444)之后。复姓公输，名般，又称公输子。因他是鲁国人，“般”和“班”通假，所以人们也称他为鲁班。他是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有名有姓的科学家，也是中国古代一位最优秀的土木建筑师，被尊为我国土木工匠的“始祖”。
工匠世家 能工巧匠
奴隶社会有一条规定，叫做“工之子恒为工”，也就是说手工业奴隶的子孙永远是手工业奴隶，不得改行。手工业者像牲畜一样被控制在奴隶主贵族手中，连生命都没有保障，更谈不上有什么生产积极性。鲁班生活的时期，是一个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国古代第一次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的时期。当时，城邑建筑和水利工程都有了相当的规模，铁器已经逐步推广到社会生产的各个领域，大大推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为奴隶制的瓦解和封建制的形成提供了物质基础。加上奴隶起义和平民暴动此起彼伏，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日趋没落，旧势力、旧制度日益瓦解。奴隶主把持的官府手工业被冲破了，不少世代为奴的手工业奴隶获得了解放，独立的个体手工业者开始出现。
鲁国是周公的封地，开化较早。随着势力的扩张，春秋战国时，鲁国已是东方的经济强国。鲁国是当时分封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周礼尽在鲁矣”。良好的社会环境，为工艺的发明创造提供了广阔的前途，并要求出现具有发明创造能力的人物。
鲁班出身于工匠世家，家庭的影响和熏陶，使他从小就喜欢机械制造、手工工艺、土木建筑等古代工匠所从事的活动。小时候，他经常和家人一起参加土木建筑工程劳动。在劳动中，他虚心向家人和有经验的师傅请教，学习他们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并悉心观察他们在各项劳动中高超的操作技巧。长期的生产实践，加上个人的不懈努力，鲁班逐渐掌握了古代工匠所需要的各种技能，成为当时最杰出的能工巧匠。
智慧非凡 土木“祖师”
鲁班一生有许多发明创造，两千多年以来，他一直被木工、石工、泥瓦匠、建筑师等尊奉为“祖师”，受到人们的敬仰和纪念。
一、木工器具。
在长期的木工实践中，鲁班发现了许多能够进行改进的技术问题。例如在刨发明以前，要想使木板平滑，使用的大都是刀斧之类的工具，效率极其低下，且达不到平整如镜的目的。通过实践，鲁班发现利用较薄的斧头刮制木材比较省力，效果也好。于是，他仿照斧头的样子，造出一个薄片似的斧头。由于不容易握牢，鲁班便把这薄片镶入一块长方形的木料中，然后再按上一块横木，以便用双手推握时能够用上力。这样，刨子便产生了。传说，鲁班在使用刨子刨木料时，必须有人在前面顶住木料，这项工作通常由他的妻子来做。后来鲁班制作了一个木橛子，固定在推刨子的木板头上，以代替人。后人为纪念鲁班的妻子对鲁班的帮助，称这个小木橛子为“班妻”。
鲁班在做木匠活时，常常遇到直角。虽然他手头有画直角的矩，可用起来挺费事。经过改进，鲁班做成一把“L”形的木尺，量起直角来，非常方便。后人把它称作鲁班尺，也就是今天木工使用的曲尺。其他如钻、铲、凿等木工工具，传说都是鲁班发明的。
千百年来，民间广泛流传着一个鲁班发明锯的故事。据说有一年，鲁班接受了一项建造一座巨大宫殿的任务。这座宫殿需要很多木料，所以鲁班就让徒弟们上山去砍伐树木。徒弟们用当时最先进的工具斧头来砍伐树木。虽然他们每天起早贪黑拼命地干，累得筋疲力尽，却砍不了多少树木，远远不能满足工程的需要，严重影响了工程进度。眼看着工期越来越近，这可急坏了鲁班，他决定亲自上山去察看树木的砍伐情况。上山的途中，他无意间抓了一把野草，却把手给划破了。鲁班感到很奇怪：一根小草为什么这样锋利呢？于是他摘下一片叶子细心观察，发现叶子两边长着许多小细齿，用手轻轻一摸，这些小细齿非常锋利，他的手就是被这些小细齿划破的。鲁班受到很大启发，他想：如果把砍伐木头的工具做成锯齿状，会不会有同样的效果？于是他就用大毛竹做成一条带有许多小锯齿的竹片，然后到小树上去做试验，几下就把树皮拉破了；再用力拉几下，小树干就被划出一道深痕，鲁班非常高兴。但由于竹片比较软，强度也比较差，不能长久使用，用不了多久，小锯齿有的就断了，有的变钝了，就需要更换竹片。这样不仅影响了砍伐树木的速度，而且耗费的竹片太多。应该寻找一种强度、硬度都比毛竹高的材料来代替它，鲁班想到了铁。于是他立即下山，请铁匠帮助锻造一个带有许多小锯齿的铁片，然后又来到山上。他和徒弟各自拉住铁片的一端，只见他俩一来一往，不一会儿就把树锯断了，又快又省力，锯就这样发明了。
据《事物绀珠》记载，鲁班创制了木匠划线用的墨斗。墨斗的主要结构为一个缠绕墨线的线轮和浸有墨汁的墨盒。鲁班发明墨斗，据说是从他母亲裁衣服用的粉袋中受到启发创造出来的：用木盒代替粉袋，用墨汁代替石粉。最初鲁班在使用墨斗的时候，都是他的母亲帮忙拉住墨线的一端，自己拉住另一端，以便弹墨放线，操作起来很不方便。鲁班心想：能不能找到一种更为简便的办法，使放墨线的时候一个人就足够？经过不断探索、反复试验，鲁班设计出了一个小弯钩，拴在墨线的一端，这样放线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个小弯钩钩住木头的一端，以代替原来的手工操作，只需一个人就行了。后来木工就把这个小弯钩称为“班母”，以纪念鲁班的母亲对他的帮助。
台湾省鲁班纪念馆
作为一名能工巧匠，鲁班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对传统的木工器具进行改进，是完全可能的。鲁班改进的这些木工工具，改变了以前许多工匠全凭手工和经验进行操作的落后局面，使木工技术的很多方面可以凭借比较简单的工具提高工艺水平和质量。鲁班的这种功劳是任何人都不能抹杀的。
二、农用器具。
据《世本》、《物原》和《说文》等书记载，鲁班发明了粮食加工机械石磨。
相传在六千多年以前，人们就开始用石头将谷物压碎或者碾碎，以此来去掉谷物壳皮和破碎豆麦。四千多年以前，人们发明了一种称之为“杵臼”的碾米工具，这种装置比起直接用石头来碾碎谷物已有很大进步。虽然如此，但仍存在不少缺陷，因此人们迫切希望有一种更为简单的机械装置来代替手工操作。
鲁班下决心解决这一难题，为此他经常到人民日常生活的实践中去观察、思考。在劳动人民智慧的启发下，经过他的刻苦努力，鲁班终于发明了一种更为简单实用的磨粉工具：他先在两块比较坚硬、厚实的圆石上凿出许多浅槽，然后合在一起，用人力或畜力使之转动，就能够把谷麦磨成粉末，这就是中国两千多年以来在广大农村地区广泛使用的石磨。石磨的出现是中国古代粮食加工工具的巨大进步：它将“杵臼”的上下运动改造成旋转运动，将“杵臼”的间歇工作变成连续工作，并且可用畜力等作为动力。石磨的使用大大降低了劳动强度，提高了生产效率。
三、机械器具。
在机械方面，鲁班也有许多发明创造，被称为“机械之圣”。例如《礼记•檀弓下》就记载了鲁班发明机封的事情。鲁班生活的那个时代，下葬的棺木是由人力抬着，顺着长长的墓道缓缓地倒退着进入墓穴的，十分费力。有一次，鲁公室家臣季康子的母亲死了，当时鲁班还很年轻，但已发明了下葬用的机封，于是建议季康子采用这种方法。季康子接受了鲁班的建议，可有一个叫公肩假的人出来反对，指责鲁班是“以人之母尝巧”，意思是说把别人的母亲作为机巧的试验品。机封是一种代替人力将棺椁放到坑中去的工程机械。虽然目前人们无法知道它的形状构造，但在轱辘等利用力学原理的工具已经广泛使用的时代，制造出一种简易的起重器械，应当是可能的。
据说，鲁班还发明了锁。早在周穆王时，为了看守门户，人们便仿照不眨眼的鱼做成“锁”的样子挂在门上，以象征专心看守门户。但那时锁的构造非常简单，守护门户必须有人力辅助。鲁班于是仿照蠡的形状(因为蠡合上之后则丝毫看不出一些痕迹，且自动的分开并不费力)，把机关装在里面，只有借助特制的钥匙才能打开，具有很强的安全性和实用性。
除此之外，鲁班在交通器械方面也进行了两次著名的实验：其一是飞鹊，后人也称为飞鸢、木鸢。《墨子•鲁问》记载：“公输子削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子自以为巧。”不仅鲁班自己认为这是一件高水平的作品，就是后人也津津乐道。《论衡》、《列子》、《淮南子》、《韩非子》、《文选》、《初学记》、《太平御览》等都曾引述，可见其影响之大。这种用竹木制成的飞行器，应当说是人类征服空间世界的最早试验之一。它的形制虽已无从考察，但说它是后世滑翔机的雏形，大概并不为过。
其二是木车马。《论衡•儒增》篇提到：“犹世传言曰：‘鲁班巧，亡其母也。’言巧工为母作木车马，木人御者，机关备具，载母其上，一驱不返，遂失其母。”鲁班创制的木车马大概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机动车了。当然，这个记载也有失实之处，正如王充在《论衡•儒增》篇中所指出的：“机关须臾间，不能远过三日，则木车等亦宜三日止于道路，无为径去以失其母，二者必失实者矣。”关于这种木制机动车的形制和动力原理，人们已无从考察。后世不少的能工巧匠，都受到木车马的影响，对木车马进行过研究、探讨。如三国时的诸葛亮，受鲁班木马车、木马人的启示做成了木牛流马。在《诸葛亮集》中，人们可以多次看到诸葛亮对鲁班的尊崇。据《墨子•公输》、《墨子•鲁问》和《鲁班经》记述，鲁班到了晚年，已是远近闻名的发明制造家了。他生活的时代，战争频繁。在南方，楚越正进行激烈的争霸战争。楚、越两国，一个处在长江中游，一个位于长江下游。楚国顺流前进很容易，逆流撤退却很难；越国正好相反。越国利用自己有利的地理位置，屡败楚国。于是楚国国君楚惠王专门把鲁班请来，请他帮助楚国改进军事装备，以增强争霸的实力。于是，鲁班在军事装备方面又做出了两项发明：钩拒和云梯。“钩拒”是一种舟战武器。要想退的船，就用“钩拒”将它钩住，那么它就无法后退；想要前进的船，就用“钩拒”将它顶住，那么它就无法前进。楚国的水军拥有这种新式武器后，在水战中大大掌握了主动权。
古代攻城用的云梯
云梯是一种攻城武器。在鲁班以前，攻城器械有“钩授”，大概是一种顶端装有利钩的长竿。攻城时，士卒手执长竿冲到城下，然后用钩授钩搭在城墙上，再攀援上去。还有“临冲”，大概是一种安装在特殊车架上的巨石(或前端嵌石的大木头)。作战时，士兵们将“临冲”推至城下，然后用巨石或巨木冲撞城墙或城门，使其塌陷或破裂。还有“楼车”或“巢车”，大概是一种装有车轮的高木车，车顶有鸟巢似的小楼，将士可以在小楼上指挥或射箭。这些攻城器械，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如果遇到敌人城高、墙厚、池深、壕阔，这些武器的攻击力就会大大减弱。聪明的鲁班，把钩授、楼车等攻城器械的长处集中起来，设计制造出一种新的攻城武器云梯。这种攻城武器，既可以自由升降，又有梯阶、钩具，攻城的士兵可以援梯攀阶而上，越过深壑、高墙攻入城内。云梯的发明大大提高了军队攻城破池的能力。
四、建筑艺术。
除了发明创造以外，鲁班也参与了许多土木工程的建造。他“因人之材木，以钩宫室台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可以说是一位优秀的建筑工程师。《古今图书集成•考工典•桥梁部汇考》之四写到：“飞虹桥在襄陵县西南三十里义店村，众木攒成不见斧痕，俗呼鲁班桥。”根据《物原•宝原》、《事物纪原》、《风俗通义》等记载，鲁班根据水螺的启示发明了辅首。辅首是中国含有驱邪意义的传统门饰，古代常做成蠡形、螺形、龟蛇形等，其首衔环，便于起闭门窗。同时，辅首也是一种装饰品。把这两种功能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正是出于鲁班的巧思。叩环有声，表明有人在敲门。辅首虽然是一种门饰形式，却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在雕刻方面，《列子•新论•知人》中记载了鲁班雕刻凤凰的故事。传说有一次，鲁班雕刻一只凤凰，当他还没有雕成时，就有人讥笑道：你刻的凤凰一点都不像，脑袋不像脑袋，身体不像身体。鲁班听了非常生气，但并没有灰心，他决心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回答他人的讽刺。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将凤凰刻成。鲁班刻出的凤凰栩栩如生，非常逼真，赢得了众人的赞誉，那些曾经讥笑过他的人也不得不佩服鲁班高超的技艺和刻苦精神。《述异记》中还有“鲁班以石为禹九州图”的记载，说鲁班曾刻制过立体的石质九州地图，这是中国目前关于石刻地图的最早记载。
鲁班的妻子也是一位出色的工匠，据《玉屑》记载，伞就是由她发明的。她看到鲁班和很多工匠成年累月在外给人盖房子，经常是风吹、雨淋、日晒，没有什么东西遮挡，很是辛苦。于是决心帮他们解决这一问题，经过反复试验，终于做成了一把伞。伞后来不但被广大劳动人民广泛使用，而且也成为帝王将相达官贵人权势的象征；同时，伞还是戏曲、歌舞、杂技艺术中常用的道具。随着时代的进步，伞的用途越来越广，式样也越来越多。
鲁班的发明创造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勤劳和智慧的结晶，也是他善于观察、思考、总结的硕果和不断提高、忘我劳动的丰厚回报。后人往往把古代劳动人民的集体创造和发明也集中到他的身上，因此，有关他的发明和创造，可以看做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
薪尽火传 科技之父
两千多年以来，中国工匠一直把鲁班奉为祖师，至今人们还用“班门弄斧”这个成语，来比喻在行家面前卖弄本领，同时表达了对他的热爱和敬仰。鲁班这个来自人民群众之中的普通工匠，是春秋战国时期手工业工匠的杰出代表、中国古代的科技发明之父。鲁班为中国科技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是一位社会影响力巨大的、根植于人们心目中的人物。他如孔子、孙子一样，千百年来一直在影响着后人。
鲁班的发明，涉及建筑、木工、工艺、机械、军事科学等行业。鲁班不仅仅是现在人们称道的工匠等的“始祖”，而且在国内众多介绍中国科学家的书籍中，鲁班均列首位。可以说，鲁班是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集大成者。在他的众多发明中，至今人们仍在使用的有曲尺、墨斗、锯、沙盘、磨盘等。
鲁班生活在春秋战国之交，正是中国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变的历史时期。上流社会视能工巧匠为“贱流”，贬斥他们的发明创造为“奇技奇器以疑众”，甚至力图“杀”之，鲁班当然也应该是在被杀之列。虽然鲁班自己没有给后人留下文字性的东西，虽然他的弟子也没能用文字记载下鲁班的业绩，虽然对他的传颂只能靠别人对其发明物的认可，但薪尽火传，鲁班靠着非凡的智慧和创造力，为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当之无愧地应成为中国的科技发明之父。
鬼谷高足——孙膑
鬼谷高足——孙膑
孙膑，本名不传，因其受过膑刑(剔去膝盖骨)，故名孙膑。生卒年不详，大约与孟子同时，系孙武的后人，生于齐国阿、鄄之间(今阳谷县阿城镇与鄄城县北一带，现在一般认为孙膑的故里在鄄城)。他是战国时期齐国的军师，中国历史上卓越的军事家、军事理论家，著有《孙膑兵法》传世。
遇害身残 壮志未泯
孙膑在青年时期，曾和魏人庞涓一起拜鬼谷子为师，学习兵法。传说鬼谷子是位德行高深的隐士，有通天彻地之才。他精通数学，日星象纬，占往察来，言无不验；又广记多闻，明理审势，出词吐辩，百口难当；尤其精通兵学，六韬、三略，变化无穷，布阵列兵，鬼神莫测。据说，他的弟子众多，战国时代著名兵家尉缭和纵横家苏秦、张仪等，都出自他的门下。孙膑为人淳朴厚道，谦虚谨慎，加上学习勤奋刻苦，颇得鬼谷子的器重。一天，鬼谷子对众弟子说：“我夜间讨厌听到老鼠的声音，你们轮流值宿，替我驱鼠。”这天夜里，轮到孙膑值宿，鬼谷子将孙膑叫到跟前，从枕下取出一卷文书，对他说：“这是你的祖先孙武留下的《孙子兵法》十三篇。当年你的祖先曾将它献给吴王阖闾，阖闾用其策，大破楚军。后阖闾惜此书，不欲广传于人，乃置于铁柜，藏于姑苏台屋楹之内。自越兵焚台，此书不传。吾向与你祖有交，求得此书，亲为注解；行兵秘密，尽在其中，未尝轻授一人。今见你心术忠厚，特以付你。”并告诫道：“得此书者，善用之为天下利，不善用之为天下害。”于是，孙膑携归卧室，昼夜研习，三日之后即能背诵无误，鬼谷子逐篇盘问，孙膑对答如流，一字不遗，并都有独到的见解和深刻的发挥。鬼谷子很是惊讶，高兴地说：“你能如此用心，你的祖先孙武先生后继有人了。”
转眼过去了几年，孙膑、庞涓两人，经过鬼谷子的精心调教，兵法、韬略大有长进。这时，传来了魏惠王招贤纳士的消息。本是魏国人的庞涓，觉得机会来了，决定下山应招。庞涓到了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用花言巧, 语骗得了魏惠王的信任，当上了魏国的大将军，但几次出征都打了败仗，惠王开始对他不满。这时他想起了同窗好友孙膑，便想把他骗下山来在自己手下当参谋，以便提高自己的威望，赢得惠王的信任。于是，他几次捎信给孙膑，叫孙膑来魏国做官。
孙膑到了大梁，惠王盛宴招待。宴上问到兵法之事，孙膑总是对答如流，因而赢得惠王的夸赞。庞涓听着刺耳，认为孙膑是有意显示自己，给他难看，于是心生歹计，设计陷害孙膑。庞涓在魏惠王面前诋毁孙膑，说其私通齐国。惠王一气之下，要处死孙膑。庞涓为了骗取孙膑所学的兵法，又假惺惺地以同学的面孔向魏王求情，把死刑变成了膑刑，挖去了孙膑的双膝盖骨，又用针刺面，然后以墨涂之。孙膑变成了一个废人，庞涓假意关心孙膑，把他带到府上并派人精心侍候。为了报答庞涓的恩情，孙膑答应把《孙子兵法》十三篇背诵下来写在竹简上。
这件事被看管孙膑的一个仆人知道了，他很同情孙膑，就把庞涓隐害孙膑的前前后后说了一遍。孙膑听了非常恼火，万没想到庞涓竟会如此狠毒，可是自己已成了残废，如何报这深仇大恨呢？不久，孙膑疯了，他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叫闹个不停。送饭的人拿来吃的，他竟连碗带饭扔出好远。庞涓听说了这些，并不相信孙膑会疯，便叫人把他扔到猪圈去，又偷偷派人观察。孙膑披头散发地倒在猪圈里，弄得满身是猪粪，甚至把粪塞到嘴里大嚼起来。庞涓认为孙膑是真疯了，从此看管逐渐松懈下来。
孙膑见装疯产生了作用，便暗中加紧寻找逃离虎口的机会。一天，他听说齐国有个使臣来到大梁，便找了个间隙，偷偷前去拜访。这位使臣就是淳于髡。淳于髡听了孙膑的叙述，从谈吐中认定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才，十分钦佩，遂答应帮他逃走。这样，孙膑便藏身于淳于髡的车子里，秘密地回到了齐国。
田忌赛马 崭露头角
这个时候，正值齐、魏争霸，交战不断的年代。早在前386年，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田氏贵族在齐国取得政权后，就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选拔文武人才，防守边境，反抗外来的威胁。淳于髡把孙膑带到齐国后，把他推荐给将军田忌。田忌很欣赏孙膑的才能，也很同情孙膑的不幸遭遇，招他为宾客，以上礼待之，言听计从。
当时，在齐国的王室贵族之中，流行一种赛马游戏。田忌与齐威王赛马时胜少负多。孙膑在场观察了多次，发现双方出场的马大致可分为上、中、下三种水准，而每一种水准的马，马力大致相仿，于是对田忌说：“下次赛马，我可以使将军获胜，赌注不妨下得大一些。”田忌非常高兴，便和齐威王赛马，“逐射千金”。比赛当天，孙膑给田忌出了个主意，让田忌用上等马对齐威王的中等马；用中等马对齐威王的下等马；最后再用下等马对齐威王的上等马。田忌恍然大悟，依计而行。结果，田忌两胜一负，赢得了千金的赌注。一向取胜的齐威王这次输了，大感惊讶，忙问田忌是何原因？田忌把孙膑找来，借机推荐给齐威王。齐威王和他交谈兵书战策，孙膑尽吐平生所学，两人谈得十分投机。齐威王认为孙膑是个难得的军事天才，真有相见恨晚之感，于是立即拜孙膑为军师。
这样，通过这次赛马谈兵，孙膑一鸣惊人，由—个“刑余之人”一跃而成为统帅齐国大军的首领，在战国群雄角逐这个动荡的大舞台上，开始崭露头角，大显身手。而孙膑在“田忌赛马”中所采用的方法，也被视为“运筹学”的最早运用。孙膑赛马的故事，从此成了军事谋略学最生动的事例。
围魏救赵 桂陵大捷
战国中期，魏国已发展成为中原大国，国势日强，曾先后攻占过秦、楚、齐等国的大片土地，对赵国更是觊觎已久，早有独霸之野心。前354年，魏将军庞涓发兵八万，以突袭的办法将赵国的都城邯郸包围。赵国抵挡不住，派使者向齐国求救。齐威王欲派孙膑为大将，率兵援赵。孙膑辞谢说：“我是受过刑的残疾人，带兵为将多有不便，还是请田大夫为将，我从旁出出主意吧！”齐威王想想也好，就拜田忌为大将，孙膑为军师，发兵八万，前往救赵。
出兵前，田忌与孙膑一起研究作战方针。田忌认为应该率军北上直趋邯郸，与魏军决一死战，以解赵围。孙膑不赞成这种打法，他审时度势，提出了一个“批亢捣虚”、“围魏救赵”的作战策略。他对田忌说：“目前的形势犹如丝线夹缠成一堆，如要解开，万万不能用力乱扯。人家打架，你想拔刀相助，但不能不弄清情势就挥拳加入殴斗。如今魏国把全部兵力投入了这场战争，国内只留下了一些不堪一击的老弱病残之兵。如果我国趁虚率兵攻向魏都大梁，占据它的交通要道，袭击它空虚的后方，那么魏军主力必然要放弃攻打邯郸而回师自救。这样，既可解邯郸之围，达到救赵的目的，又可在魏军长途跋涉、疲于奔命之际，抓住时机，狠狠打击魏军，这不是一举两得吗？”田忌听罢，心中大喜，立即采纳了孙膑的计谋，率领齐军杀往大梁。
桂陵大战图(相起久作)
庞涓竭尽全力，在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终于于周显王十六年(前353)攻克了赵国都城邯郸。就在庞涓陶醉于胜利之时，魏惠王派人告急，说齐军以轻锐之师进逼大梁，命庞涓火速班师自救。大梁乃魏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其得失关系魏国的存亡。庞涓刚刚拿下邯郸正在得意忘形，忽闻齐军兵临大梁，真是又气又急，顾不得休整军队，更顾不得将士们的疲惫和损伤，日夜兼程，回救大梁。庞涓放弃了随军辎重，昼夜不停地急行军，赶回来与齐军决战。但他万万没有料到，攻击大梁的齐军仅仅是齐军的一部分，其主力早已在桂陵(今山东菏泽东北)埋伏妥当，以逸待劳，只等魏军钻进口袋。当庞涓匆匆渡过黄河，刚刚走到桂陵时，战斗力相当旺盛的齐军便潮水般地从四面涌过来，直杀得魏军丢盔卸甲，四处逃散，几乎全军覆灭，庞涓只带了少数残兵败将逃出重围。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桂陵之战”。
这次战争的胜利，充分显示了孙膑出色的军事智谋和才干。孙膑所制定的围魏救赵的战略，成为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的一个著名的战例。“桂陵之战”后，魏惠王被迫讲和，把邯郸归还赵国，赵国也因齐军的援救而复存。
减灶诱敌 智杀庞涓
桂陵之战，魏军虽然战败，但实力并未受到多大的损失。十三年后，即齐威王十六年(前341年)，魏国攻打韩国，韩国向齐国告急。于是，齐国乘韩魏两军久战俱疲，再次命田忌为大将，田婴为副将，孙膑为军师，统兵数万，兵车数百乘，浩浩荡荡地离齐攻魏救韩。孙膑认为：“夫解纷之术，在攻其所必救，今日之计，惟有直走魏都耳！”所以，这一次，孙膑又一次采取了“围魏救赵”的战术，大军直奔魏都大梁。魏惠王见齐军又杀气腾腾地直扑大梁而来，鉴于十三年前桂陵之败的惨痛教训，再也不敢让魏军在韩恋战，急令调回魏军主力。庞涓传令大军离韩归魏，并亲自率兵十万，企图与齐军进行一次殊死决战。
孙膑冷静地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情况，认为这一次魏军有一定的准备，兵力也较多较强，而且是主动迎击齐军，来势凶猛。于是，他决定改变战术，以计胜之。他对田忌说：“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兵法上也说，被利诱而深入百里，去追击敌军，必丧失大将；追击五十里，势必折损—半士兵。我们就要在这上面想办法。”田忌问道：“如何因势利导呢？”孙膑胸有成竹地说道：“彼三晋(这里专指魏)之兵，素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我军便将计就计，主动引兵东撤，装作惧怕魏军的样子，设法诱其中计。”田忌又问：“依军师之计，具体应该如何做呢？”孙膑说道：“我们不妨在退兵途中，第一天造十万人做饭用的锅灶，第二天减为五万人的锅灶，第三天减为三万人。魏军追兵见我军锅灶逐日减少，一定认为齐军怯战，逃亡过半，从而助长其骄傲轻敌的思想，诱其拼命猛追，如此一来，其力必疲，然后再以计取之。”田忌听罢大喜，决定依计而行。
再说庞涓怒气冲冲地率兵以急行军的速度从韩返魏，快要抵达大梁城时，不料齐兵又撤退逃窜，于是整顿兵马，紧紧追赶。庞涓生性狡黠多疑，惟恐齐兵有诈，因而开始追击时还是比较谨慎的，行军速度也不算快，各队之间能够互相联络照应。后来，他发现齐兵的锅灶一天比一天减少，这才放下心来，以为齐军果然怯弱，闻魏兵将至竟不战而逃亡过半，士气已经低落到不堪一击的程度，这是雪桂陵战败之耻的天赐良机。处于亢奋之中的庞涓当即传令，将步兵留后继行，自己亲率精锐骑兵，马不停蹄，昼夜兼程地沿着齐军撤退的方向猛追不舍。
田忌与孙膑从容地率兵撤退，同时派出许多侦探，观察并随时报告魏军动态。孙膑得知魏军已过沙鹿山时，屈指计程，料定魏军日暮必到马陵(今郯城境内)。马陵地势险峻，一条窄道夹在两山之间，道旁树木丛生，是设伏歼敌的好战场。于是孙膑命令齐军停止前进，砍伐树木，堵塞道路，设置障碍，布下重重埋伏，准备围歼追敌。孙膑还特意命兵士把路旁的一棵大树刮去一段树皮，在白色的树干上书写了八个大字：“庞涓死于此树之下”。一切准备就绪后，孙膑挑选了弓弩手一万人，夹道而伏。然后对弓箭手发出命令说：“天黑时候，只要看见火把就一齐射箭！”
果然不出孙膑所料，庞涓率领部分魏军黄昏时分赶到了马陵道。其时，魏军人困马乏，极度疲劳，都想停下来歇歇脚。前军回报说，有断木塞路，难以前进。庞涓以为是齐兵惧怕魏军追赶，故设障碍，便命人搬木开路。忽然，他抬头看见树上砍白处，隐隐有字迹看不真切，便命军士取火照之。众军士一起点起火来，庞涓于火光之下，看得分明，大惊中计，急令退兵。怎奈为时已晚，齐军万名弓弩手一见火光立刻万弩齐发，喊声四起。魏军顿时大乱，被齐军四面围住，既无法抵抗，又无路可逃，死伤殆尽。庞涓在乱军中身中数箭，自知“智穷兵败”，无法挽救危局，只好仰天长叹道：“吾恨不杀此刖夫，遂成竖子之名！”说罢拔剑自刎而死。庞涓所率精锐被歼后，齐军乘胜发起进攻，魏兵心胆俱裂，无人敢战，各自四散逃生。十万魏军，尸横遍野，全部覆灭，统帅太子申也成了俘虏，魏军轻重军器，车马粮草，尽归于齐，齐军取得了战略决战的胜利。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马陵之战。
马陵之战，孙膑因势利导，又一次灵活地运用“围魏救赵”之术，以强示弱，减灶诱敌，设伏马陵，一举全歼了魏军，取得了决战的胜利。马陵之战，同桂陵之战一样，是孙膑军事生涯中的“杰作”，也是我国军事战争史上的两朵并开的“奇葩”，充分显示了孙膑过人的军事谋略和杰出的指挥才能。马陵之战后，魏国元气大伤，国势从此一蹶不振，失去了中原霸权。齐国则声威大震，威服诸侯，称霸于中原。孙膑则由此而名扬天下，实现了他平生的抱负。
急流勇退 兵法传世
田忌等班师回国后，齐宣王大喜，设宴犒赏全军将士，并亲自为田忌、田婴、孙膑把盏斟酒。相国邹忌妒火难忍，自思昔日私受魏贿，制造谣言，阴谋陷害田忌之事，心中有愧，于是称病辞去了相位。齐宣王就拜田忌为相国，田婴为将军，还要加封军师孙膑。孙膑不愿受封，而且去意已决，便亲手把《孙子兵法》十三篇写出来，献给了齐宣王。齐宣王恳词慰留，
田忌也苦心相劝，却都动摇不了他急流勇退的决心，他对宣王说：“臣以废人，过蒙擢用，今上报主恩，下酬私怨，于愿足矣。臣之所学，尽在此书，留臣亦无用，愿得闲山一片，为终老之计！”宣王只好设宴送行。孙膑隐居山中，不知所终。
孙膑死后，给后人留下了一部珍贵的军事著作———《孙膑兵法》。《孙膑兵法》古称《齐孙子》。原有八十九篇图四卷，内容十分宏博，可惜在东汉末年失传。直至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部分孙膑谈兵的竹简，经专家们长期研究整理，最后确定为十六篇。这十六篇虽然远非《齐孙子》的原貌，但理论价值却十分珍贵。它总结了战国中期以前的大量战争实践，从基本理论到战术原则，都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孙子兵法》，在战争观、军队建设和作战指导诸方面都提出了若干有价值的观点和原则。
在战争观方面，《孙膑兵法》提出了“战胜而强立”的思想，充分肯定统一战争的进步意义和作用，极力主张用统一战争去克服战国七雄并立的封建割据局面。它强调战争服从于政治、依赖于经济；认为“强兵之急”在于富国，只有国富、兵强、民安，才能“战胜而强立”；他说“(兵)其富在于急归，其强在于休民，其伤在于数战”；在《强兵》篇里，他回答威王的问题时认为“正教”、“散粮”、“静”、“行之教”等均非强兵之急者，只有“富国”才是强兵之急者，这就发展了孙武的“因粮于敌，取用于国”的思想。孙膑既反对企图垂衣裳而治的幻想，又反对穷兵黩武，强调积极备战，“事备而后动”。
孙膑更重视战争的政治性质和目的，更强调“仁”和“义”，并将其纳入“道”的范畴里。他说：“夫陷齿戴角，前蚤后踞，喜而合，怒而斗，天之道也，不可止也。故无天兵者自备，圣人之事也。”因此才有了黄帝作剑、羿作弓弩，禹作舟车、汤武作长兵的事。他认为圣贤们用“责仁义，式礼乐，垂衣裳”的方法无法禁止争夺，不得已才“举兵绳之”，因而战争的正义性质和目的很明确，义战才合乎“道”。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以“道”制胜的观点。这里的“道”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战争规律。《孙子兵法》虽也提出了“战道”的概念，却没有展开论述。而孙膑则对“道”的内容作了全面的概括：“知道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其民之心，外知敌之情，阵则知八阵之经，见胜而战，弗见而诤，此王者之将也。”也就是说，“道”的内容包括天时、地利、民心、士气、敌情、战法、战机等多方面内容，战争指导者掌握了“道”便能够赢得战争的胜利。
在军队建设上，孙膑更重视人的作用。他认为“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把提高人的素质作为强兵的关键所在；强调治军不但要信赏明罚、令行禁止，还要对士卒进行系统的教育训练，《孙膑兵法》中有专讲军政训练的《五教法》一篇，提出对部队实施严格的政治教育、队列训练、行军训练、阵法训练、战法训练，这是我国先秦时期最完整系统的军队教育训练理论，较之《孙子兵法》中“令之以文，齐之以武”的治军思想，无疑是更全面的继承、发展、丰富、提高。
在作战指导上，《孙膑兵法》提出“必攻不守”的作战指导理论，其实质就是运用大规模机动野战的作战方式，在战略和战役上实施广泛的“批亢捣虚”、“围魏救赵”、争取主动、避免被动，这也是对《孙子兵法》避实击虚理论的重要继承和发展。在《孙膑兵法》中，与“必攻不守”意思相近的命题是“批亢捣虚”。“亢”，本义为咽喉，引申为要害。所谓“批亢捣虚”，就是攻击敌人要害且薄弱的关节点，这与孙武“审敌虚实而趋其危”有异曲同工之妙。孙膑的认识还不止于此。在与田忌对话时，对于田忌提出的赏、罚、权、势、谋、诈，他认为“可以益胜”，但“非其急者也”；兵之急者，在于“必攻不守”。也就是说，攻虚击弱乃是取胜的关键所在，是作战理论的核心内容。千余年后，唐太宗李世民也不无感慨地说：“用兵识虚实之势，则无不胜焉！”
此外，孙膑更重势，强调任势，主张“便势利地”而不责于士兵的胆怯。他从物理学和军事学的角度对势的本义及其作用作了较多的阐述，明确提出了“因其势而利导之”的作战原则。在先秦兵家中，孙膑以“贵势”而著称。他以弓弩和激水来说明势：“□(羿)作弓弩，以势象之。……何以知弓奴(弩)之为势也？发于肩应(膺)之间，杀人百步之外，不识其所道至，故曰弓奴(弩)势也。”在他看来，势是一种由高速运动产生的冲击力，使静止的物体形成一种不可阻挡的力量。在这点上，他与孙武的“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和“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的比喻的意思是一致的。他还对势的作用和怎样造势的方法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认为“其(指兵)巧在于势”，“势者，所以令士必斗也”。“欲知兵之情，弩矢其法也。矢，卒也；弩，将也；发者，主也。矢，金在前，羽在后，故犀而善走。”“所胃(谓)善战者，便势利地者也。”因此将领要努力造成战场上有利的态势。尤其重要的是，这种势不仅包括军队在战场上有利的态势，也包括士兵心理上的有利态势，即“战势，胜者益之，败者代之，劳者息之，饥者食之”，使士兵心中感奋，“蹈白刃而不旋踵”，如“行水得其理，剽石折舟”。
总之，孙膑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军事家，更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他一生坎坷，遭奸人暗算致残，却身残志坚。无论是指导田忌赛马还是指挥桂陵和马陵之战，都显示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在战略上他能正确地选择作战时间和空间，在战术上善于因势利导，制造假象，用围魏救赵、批亢捣虚、减灶示敌等谋略使敌产生错误判断而自动就范，在中国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特别是其创造的“围魏救赵”的战法，为历代兵家所借鉴。作为一名杰出的政治家，他能从全局的角度看问题，把作战胜利与富国强兵联系在一起，在军事和政治的关系问题上发展了孙武的思想。他既重仁义忠信、德行民心，又主张信赏必罚，以战止争，靠综合国力“战胜而强立”；其思想具刚柔、兼儒法，对治国治军者制定政策有着重要的指导价值。
初唐名相——房玄龄
初唐名相——房玄龄
房玄龄（579～648），名乔，字玄龄。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人。协助李世民筹谋统一全国，取得帝位，是唐朝开国功臣，也是贞观年间有远见卓识的名相，前后在相位二十一年，是唐代在位时间最长的宰相。协助唐太宗成就了“贞观之治”，使唐朝出现了政治修明、经济繁荣的局面。
才识机敏 助李兴唐
房玄龄曾祖房翼，后魏镇远将军、宋安郡守，袭壮武伯。祖房熊，字子绎，释褐州主簿。父房彦谦，好学，通涉《五经》，富有辩才，是魏、齐间的山东著名学者。在他出仕几任地方官时，对老百姓厚加慰抚，施行善政，以致被当地人民“号为慈父”。房彦谦对隋炀帝的必将覆亡，早有预感，他曾对他的朋友说：“主上性多忌克，不纳谏争。太子卑弱，诸王擅威，在朝唯行苛酷之政，未施弘大之体。天下虽安，方忧危乱”（《隋书•房彦谦传》）。
房玄龄自幼耳濡目染，颇承其父遗风。自幼聪慧，善诗能文，博览经史，精通儒家经书，又向父亲学得一手好书法，工草隶。他年幼时即识见不凡，隋炀帝大业年间，隋王朝还正在兴旺时期，表面上天下宁晏，大家都以为国祚方永，房玄龄却悄悄对父亲说：“隋帝本无功德，但诳惑黔黎，不为后嗣长计，混诸嫡庶，使相倾夺，诸后籓枝，竞崇淫侈，终当内相诛夷，不足保全家国。今虽清平，其亡可翘足而待。”其父大为惊异。十八岁时本州举进士，授羽骑尉。隋朝吏部侍郎高孝基对他深为器重，向裴矩说：“仆阅人多矣，未见如此郎者。必成伟器，但恨不睹其耸壑凌霄耳。”房玄龄对于长辈恪守孝道，其父长期卧病，“绵历十旬（一百天）”，他尽心服侍药膳，没有脱过衣服睡觉。父亲去世，他五天不进饮食。后调任隰县县尉。
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太原留守李渊父子在太原起兵反隋，率军三万，兵发关中，势如破竹，深得民心，《旧唐书•太宗纪》称，李世民到渭北的沿途，“三辅（指长安附近）吏民及诸豪猾诣（到）军门自效者，日以数千，扶老携幼，满于麾下”。政治上敏感的房玄龄，眼见隋朝大势已去，下决心去渭北投李世民，“杖策谒于军门”。当时李世民徇兵渭北，主要指泾阳（今陕西泾阳）、云阳（今陕西三原西）、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一带，这一地区距隰城约有七、八百里之遥，房玄龄徒步追谒李世民，可见其诚心。恰好著名文学家温彦博亦在李世民部下，他早闻房玄龄才名，便大力举荐。李世民广求贤才，收纳天下英俊，与房玄龄一见如故，当即拜其为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主管军事机要文书的起草和参谋），屡从征，参谋划策，典管书记。同年十一月，唐军攻占隋都长安。第二年五月，李渊灭隋称帝，国号唐，改元武德，是为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六月，立李建成为皇太子，封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李世民拜房玄龄为秦王府记室，封临淄侯。他起草文书，井井有条，才气横溢，史称他：“在秦府十余年，常典管记，每军书表奏，驻马立成，文约理赡”。高祖尝谓侍臣曰：“此人深识机宜，足堪委任。每为我儿陈事，必会人心，千里之外，犹对面语耳。”后随李世民转战南北，每平定一地，别人争着求取珍玩，他却首先为秦王幕府收罗人才。与房玄龄齐名的杜如晦，就是因为房玄龄的尽力保举而留在李世民幕中，后终成为股肱之臣。《旧唐书•杜如晦传》记载，原来杜如晦为李世民的兵曹参军（训练士兵的军事参谋），后来要被调出，房玄龄对李世民说：“必欲经营四方，非此人不可。”李世民听后十分震动，感激地对房玄龄说：“尔不言，几失此人矣!”立即把杜如晦调到身边作为心腹人员。房玄龄有意结交许多有才能的谋臣猛将，“潜相申结，各致死力”，为李世民收罗了一批文武之材，壮大了秦王李世民的势力。在跟随李世民削平群雄的战争中，他还注意搜集各地民情、亡隋的图籍文书。《旧唐书•太宗纪》曰：李世民攻下王世充、段达等盘踞的洛阳，房玄龄当即想到要把隋王朝留下的图籍保存起来，以备将来治国之用。李世民赞曰：“汉光武得邓禹，门人益亲，我今有玄龄，犹禹也。”
唐王朝建立以后，皇位之争激烈起来。房玄龄参与了“玄武门之变”的策划，助李世民诛杀了太子建成。与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并功第一。不久，唐高祖李渊主动退位，让位给李世民。李世民即位，改元贞观。贞观元年（627），房玄龄为中书令，李世民的叔父、淮安王李神通不满，说：“臣举兵关西，首应义旗，今房玄龄、杜如晦等专弄刀笔，功居臣上，臣窃不服。”唐太宗说：“义旗初起，人皆有心。叔父虽率得兵来，未尝身履行阵。山东未定，受委专征，建德南侵，全军陷没。及刘黑闼翻动，叔父望风而破。今计勋行赏，玄龄等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所以汉之萧何，虽无汗马，指踪推毂，故得功居第一。叔父于国至亲，诚无所爱，必不可缘私，滥与功臣同赏耳。”房玄龄协助李世民经营四方，削平群雄，夺取皇位，李世民所以称赞他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
贞观元年，唐太宗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改革隋朝旧制。房玄龄领受旨意，精简机构，举荐贤能，把唐朝中央各官府的文武官员从两千人减为六百四十三人；并在全国合并州县，以山河形势，把全国划分为十道，派遣得力官员分巡各道，执掌政务，并定期对各级官员进行考查，赏罚十分严明。元朝注释《贞观政要》一书的学者戈直，在评论“贞观之治”时，称道“贞观之善政，当以省官为首”。而省官之实施，功在房玄龄，因为他倾力实践了省官这一关系到唐王朝“长治久安”的第一要政，使唐朝很快出现了“中国既安，四夷即服”的局面。
知人善任 贤才是举
房玄龄善于发挥别人的长处，“闻人有善，若己有之”。他和杜如晦配合得最好，杜如晦的长处是善于决断，史称“时军国多事，剖断如流，深为时辈所服”。房玄龄常常和唐太宗预先作出谋划，等待杜如晦作出决断，用房玄龄的话说：“非如晦莫能筹之”，结果杜如晦来到时，往往都能和房玄龄的主张契合。所以史家赞云：“房知杜之能断大事，杜知房之善建嘉谋”，彼此相辅相成。后世以他和杜如晦为良相的典范，合称“房、杜”，素有“房谋杜断”之誉。唐太宗重视选拔人才，他认为宰相的首要职责是求访贤才，“致治之术，在于得贤”，他曾对房玄龄和杜如晦说：“公为仆射，当广求贤人，随才授任，此宰相之职也。”房玄龄知人善任，常常向太宗推荐新发现的人才，委以重任。唐太宗的太子晋王李治（即后来的唐高宗）宫中，有一位官居太子右卫率（负责太子宫的保卫工作）的李大亮，为官清廉，生活俭朴，竭心奉公，“每当宿值，必通宵假寐。”房玄龄称李大亮“有王陵、周勃之才，可以当大位。”唐太宗拜任李大亮为左卫大将军、兼领太子右卫军，又兼工部尚书，身居三职，甚为器重。房玄龄用人不拘一格，知人善用，“不求备取人”，也不问贵贱，随材授任；恪守职责，不自居功。比如张亮，“素寒贱，以农为业”，但“倜傥有大节”，有智谋，而胆气不足，无将帅才，经房玄龄荐举，避短用长，官至刑部尚书，参与朝政。
房玄龄深知致政之术在于得贤，因此用人宁缺毋滥。有一时期，管理财政的度支部缺少合适的人选，房玄龄“宁虚其位，而不以与人”。这种“宁受吝权之讥，而不忍冒昧以与下”的精神，可谓用心良苦。房玄龄忠心辅佐唐太宗，需要他过问的事情很多，从《贞观政要》的若干条记载看，他不仅要过问吏治，经常审查司法的得失，还要知悉武库甲仗的多少，以及宫室营造等细务。其所谓“事无巨细，咸当留意”。小有不察，都觉得是自己的过失。
定律修史 泽被后世
为了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唐王朝的统治，唐太宗即位后，命长孙无忌、房玄龄与学士、法官一起，重新商议修定法律。鉴于隋“炀帝忌刻，法令尤峻，人不堪命，遂至灭亡”的教训，唐太宗主张宽简刑政，审慎法令。房玄龄等根据唐太宗的旨意修订成的唐代法律，即《贞观律》，有四个部分，即律、令、格、式。“律以正刑定罪”，就是刑事法典。其中“定律五百条，分为十二卷。”（《旧唐书•刑法志》）与前代相比，房玄龄等制定的《贞观律》在量刑定罪上大为减轻。房玄龄在唐太宗左右，虽不像魏征那样成为刚直不阿的诤臣，但觉得有不当处，也经常向唐太宗当面提出意见。例如贞观十七年（643），唐太宗问周围的大臣：“自古草创之主，至于子孙，多乱何也?”房玄龄在一旁答道：“那是因为幼主生长深宫，少居富贵，未识人间情伪和理国安危的缘故。”以此来警戒唐太宗不要过于宠爱子孙。贞观十六年（642），高丽发生内乱，唐太宗想出兵干预，房玄龄劝阻说；“臣观古之列国，无不强凌弱，众暴寡。今陛下抚养苍生，将士勇锐，力有余而不取之，所谓止戈为武者也。”他又以历史为鉴，劝谏唐太宗：“昔汉武帝屡伐匈奴，隋主三征辽左，人贫国败，实此之由，惟陛下详察。”（《贞观政要•征伐》）唐太宗接受了他的意见。贞观二十二年（648），唐太宗又打算再次东征。这时房玄龄已经重病缠身，仍然不顾重病，书写谏表，上呈太宗。他对儿子们说：“当今天下安静，各得其所，惟东讨高丽，将要成为国家大患。吾知而不言，会衔恨入土，死不瞑目的。”此表写得十分诚挚恳切，使唐太宗十分感动，叹息道：“此人危瞲笃至此，尚能忧我国家。”
《新唐书•房玄龄传》书影
房玄龄长期连任相职，一直兢兢业业，不敢丝毫懈怠。史书上称他：“任总百司（总管政府各个部门），虔恭夙夜，尽力竭节，不欲一物失所。”正由于房玄龄对唐太宗忠心耿耿，当时朝廷上下对他都十分尊重，唐太宗遇有什么大事或难以解决的事都要随时询问他。贞观七年（633年），唐太宗将任命一名关内道的黜陟使（代表中央去地方检察不法的官吏），就亲自向房玄龄请教。贞观二十一年（647），唐太宗要任命李纬为民部尚书，也派人去征求房玄龄的意见，房玄龄没有表示肯定意见，“但云李纬好髭须”，唐太宗便因此作罢。
主持经籍图书的搜集整理及《晋书》以下至隋的六朝史的编写和唐朝国史的编纂是房玄龄另一项贡献。贞观四年（630），为了适应科举考试的需要，太宗决定组织人力校刊统一的《五经定本》，最后由房玄龄召集诸儒“讨论得失”。从贞观三年（629）便着手对两晋、北齐、北周和梁、陈、隋六朝史的编纂，房玄龄是齐、周、梁、陈、隋五朝史的总监，是《晋书》的监修。五朝史修成于贞观十年（636），《晋书》最后完稿于贞观二十年（646）。其间，房玄龄还担任了唐国史和实录的主编和监修。贞观年间，一共修撰史书八种，在中国官修的二十四部正史中，占了三分之一，官修史书盛况空前。根据唐太宗的提议，房玄龄还开创了编纂本朝历史纪录的新制度。在修本朝史时，房玄龄主张秉公直书，不得曲阿。《贞观政要•文史第二十八》记载：
贞观十四年（640），太宗谓房玄龄曰：“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规诫。不知自古当代国史，何因不令帝王亲见之?”对曰：“国史既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止应畏有忤旨，故不得见也。”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录进来。”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
房玄龄为相，通达政事，善于谋划，尽心尽责，唯恐失误。群臣对房玄龄评价亦很高，褚遂良说：“为臣之勤，玄龄为最。”与魏征同时号为谏臣的王瞏赞誉他：“孜孜奉国，知无不为。”房玄龄治理国政，秉公守正。作风忠谨谦恭，对人宽厚，对己严谨。贞观十六年（642）太宗又晋升房玄龄为司空。司空位列三公，品高位尊。房玄龄上表辞让。太宗极力挽留：“昔留侯让位，窦融辞荣，自惧盈满，知进能退，善鉴止足，前代美之。公亦欲齐踪往哲，实可嘉尚。然国家久相任使，一朝忽无良相，如失两手，公若筋力不衰，无烦此让。”十八年，与长孙无忌等二十四人图形于凌烟阁。晋王李治为太子时，他任太子太傅。太宗征高句丽时，他留守京师。贞观二十二年（648），房玄龄终于一病不起。病势沉重时，“太宗对之流涕，玄龄亦感咽不能自胜”，足见君臣二人感情之深厚。卧床期间，唐太宗不断派人探望，临死前，太宗又亲临与之握手叙别。死时，房玄龄年七十岁。
儒家亚圣——孟子
儒家亚圣——孟子
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时期邹国(今山东邹城)人。他的生卒年代历来众说纷纭，没有定论，一般认为他大约生于周烈王四年(前372)，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前289)。孟子是在战国中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时代高潮中涌现出来的著名的思想家。他学识渊博，思路敏捷，能言善辩，并在与各派论敌的论辩中，捍卫和发展了孔子创立的早期儒家学说，成为儒家学派的主要奠基人之一。由他的思想和孔子的思想结合而成的“孔孟之道”，构成了中国儒家思想的核心。
学称“思孟” 游说诸侯
孟子出生于战国中期与鲁国毗邻的小诸侯国邹国。关于他的身世，后人所知很少，据东汉赵岐的《孟子章句•题辞》所记，孟子可能是春秋时期鲁国公室宗亲“三桓”家族之一的孟孙氏的后代。由于家族的逐步衰微，孟子的先辈迁居到邹国，传到孟子父亲一代时，可能已经成了一般的平常人家。
孟子的父亲名激，字公宜，早在孟子三岁时就去世了。孟子主要是在母亲的抚养和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传说中孟子的母亲仉氏是一位很有识见、善于教子的女性，汉代刘向的《列女传》、韩婴的《韩诗外传》等书记载了一些关于她教育孟子的传说。
据《列女传》记载，母子二人最早住在墓地附近，年少善于
模仿的孟子就整天学着别人“嬉游为墓间事，踊跃筑埋”，孟母觉得这种环境不利于孩子的成长，于是就搬迁到集市附近；没想到孟子又天天“嬉戏为贾人炫卖之事”，孟母只好再次搬家，迁居到国家教育机构学宫旁边；在学宫那种读书演礼的浓郁氛围的影响下，孟子也在平日的嬉游中学着“设俎豆，揖让进退”。孟母觉得这才是适合孟子成长的良好居处，于是定居下来。另一段记载说的是有一次孟母正在织布，见孟子从学堂回来，就问起他学习的情况。当看到儿子的学业并没有什么进步时，孟母就生气地举刀割断了正在织着的布匹，以此来教育孟子，废学如同断织一样，最终都不会有所成就。孟子受到教育，从此“旦夕勤学不息”。《韩诗外传》则记载了另一个故事。有一次，孟子看到邻家杀猪，就问母亲，杀猪干什么？孟母开玩笑地随口说，杀猪给你吃呀。说完之后，孟母就后悔了，觉得儿子已经懂事了，说这样的玩笑话骗他，是教他不守诚信。于是就以身作则，真的买了邻居家的猪肉给孟子吃。
以上就是两千多年来广为流传的“孟母三迁”、“断织劝学”、“杀豚不欺子”的故事。虽然这些故事并不一定完全真实可信，但却可以看出在孟子少年时代的成长过程中，孟母的教育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对其学业和思想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母亲的教育和年少时代求学的过程中，孟子渐渐对儒家学说产生了兴趣。稍长之后，孟子开始拜师求学，研习儒家学说。孟子非常尊崇孔子，曾引用孔子学生宰我、子贡、有若的话，赞美说：“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以下只注篇名)并且，他还自认为是孔子的忠实信徒，称自己“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同上)。但是，孟子又非常遗憾地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离娄下》)意思是说我没能成为孔子的门徒，我是私下向人学来的。那么孟子所说“私淑”之人是谁呢？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认为孟子是从子思的, 门人那里学习孔子学说的。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姓孔名？，字子思，是战国初期有名的大儒，到孟子生活的年代时，已经去世了。荀子曾批判孟子，并把孟子和子思相提并论，说“子思唱之，孟轲和之”(《荀子•非十二子》)。可见孟子确实是师从过子思的一位不知名的门人，所以他的思想和子思是一脉相承的，史称“思孟学派”。
经过刻苦的饱学和钻研，孟子终于学有所成，逐渐成为一个具有深厚修养的儒学大师，并享有了较高的名望。此后，大约到四十岁之前，孟子的主要活动是聚徒讲学，宣传儒家思想。孟子认为“君子有三乐”，其中之一就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尽心上》)，所以孟子同孔子一样，都非常热衷于教育。虽然他的门人没有孔子那么多，但是先后可能也有几百人，而乐正子、万章、公孙丑、公都子、屋庐子、陈臻和充虞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在孟子生活的战国时代，诸子蜂起，通过创办私学来宣传各派的主张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孟子收徒讲学自然也有这个目的。他忧心于当时“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滕文公下》)，而“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尽心上》)，因此他对杨朱、墨翟两家过于极端化的主张都持强烈的反对态度，教育弟子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滕文公下》)孟子正是通过对当时流行学说的抨击，来达到捍卫和宣传儒家学说的目的。大约在四十岁之后，孟子开始奔走于各国，从事游说活动。在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时代背景下，各个学派的知识分子是一群十分活跃的政治因子。他们奔走于各国之间，极尽唇舌之能事，游说诸侯接受他们的主张去制定内政外交政策，四处游说成为各个学派从事政治活动的主要形式。孟子为了把他的仁政王道理想推行于天下，也开始了游说于各国的征程。
孟子首先来到齐国，呆了较长的一段时间。当时的齐国是齐威王在位，正重用孙膑、田忌等人大振国威，一心想用武力征服天下。而孟子所倡导的王道仁政思想无疑与齐威王想推行的霸业格格不入，所以虽然受到礼遇，却不被重用。后来孟子听说宋国的偃王想实行仁政，于是就离开齐国前往宋国。临行前，齐威王赠他黄金一百镒，孟子没有接受。到了宋国后，孟子向宋臣戴不胜建议，认为宋王要实行仁政，必须多多亲近“善士”，只有一两个“善士”是不够的。但是不久当孟子看到宋国君臣对恢复“什一而税”(即十分抽一的古代税率)迟迟不肯付诸行动，觉得宋国并没有实行仁政的诚意，就离开了宋国。
孟子离宋之后，经过薛回到邹国。据应劭《风俗通义•穷通》所记，孟子在由薛至邹的途中，曾经遭受绝粮之困，差点饿死途中。在邹国期间，滕国的滕定公去世，滕文公即位。因为滕文公做世子的时候，曾在宋国与孟子有过两次交谈，对孟子的为人为学十分仰慕，所以甫一即位，便马上派然友到邹国，向孟子征求关于滕定公丧礼的意见，随后又礼聘孟子前往滕国帮他推行仁政。
孟子在滕国期间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言论，提出了一系列实行仁政的具体办法，如“制民之产”、“恒产恒心”(通过制度让老百姓拥有固定的产业，使其能操守恒久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实行井田制和“什一而税”，发展教育等等。当时农家学派的许行及其弟子们也慕名来到滕国。于是孟子和许行的门徒陈相就有了一场关于社会分工的论辩。孟子批评了许行的绝对平均主义，阐明了社会分工的必要性，显示了进步的眼光。但他进一步总结说：“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滕文公上》)却为此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和阶级剥削劳动人民提供了理论依据。总之，孟子在滕国的一系列言论，是他仁政思想的一次较为系统的阐述。不过因为滕国毕竟太小，而且危于齐、楚之间，难以使他的仁政理想推行于天下。后来，从千里之外传来魏国“卑词厚币以招贤者”的消息，孟子就离开滕国，来到魏国。
魏国在战国初年经李悝变法之后，逐渐强大起来。到魏惠王的时候，因于周显王八年(前361)迁都大梁，故魏又称梁，魏惠王又称梁惠王。梁惠王中期以后，魏国在与齐、秦、楚等国的几次重大战役中惨败，丧师失地，国力渐衰，梁惠王决心东山再起。所以当大约已年过六旬的孟子一到魏国，梁惠王就迫不及待地前来面见，问道：“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则从容对答：“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梁惠王上》)
然后向梁惠王阐明了儒家先义后利的道理。此后，孟子在与梁惠王的多次交谈中，先后阐述了“与民偕乐”、“不违农时”、“庠序之教”、“为民父母”、“施仁政、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以及“仁者无敌”的仁战学说等王道仁政思想，并为梁惠王描述了一幅王道乐土的理想图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同上》)但是，在梁惠王看来，孟子所津津乐道的一切虽然美妙无比，却与魏国的实际处境相差太远，正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所说的：“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所以孟子的仁政理想仍不得实行。周慎靓王二年(前319)梁惠王去世后，孟子见继位的梁襄王“望之而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同上》)，觉得他看上去不像个人君的样子，接触时又觉不出威严所在，不是个可以寄希望的国君，于是就离开魏国，重返齐国。
这时齐威王已卒，其子齐宣王在位。经过齐威王的改革之后，齐国国势强盛，不可一世；宣王野心勃勃，想称霸中原，征服秦楚，最后一统天下，因而重兴稷下学宫以招贤纳士。所以，孟子返齐之后，仍受到礼遇，被齐宣王待为客卿。此后，孟子在与齐宣王的交谈中，抓住一切契机，规劝齐宣王放弃霸道，推行仁政王道。当他听说齐宣王不忍心杀牛祭钟时，就以此为话题，肯定齐宣王的“不忍”之心，劝谏他将这种“不忍”之心“推恩”于百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放弃好似“缘木求鱼”的霸业追求，转而从根本上“制民之产”，以实现“保民而王”(《同上》)。当他听说齐宣王“好乐”时，就启发齐宣王要“与民同乐”(《梁惠王下》)。在此期间，孟子还系统阐发了他的民本思想。孟子在与弟子万章的对话中曾引用《尚书•太誓》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话说明民意是天意的代表(《万章上》)，因此“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认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离娄上》)。基于此，他大胆的告诫齐宣王，像纣那样的暴君，臣民可以正义地将其诛杀。但是，齐宣王对孟子所说的并不太感兴趣。后来，孟子离开齐国，送母归葬于鲁。公元前315年鲁景公卒，鲁平公即位后，请孟子的弟子乐正子为政。在乐正子的劝说下，鲁平公准备登门拜访孟子，因为宠臣臧仓毁谤孟子而作罢。孟子回到齐国后，正逢齐国趁燕国内乱出兵将其侵占，燕王哙自杀，相国子之也被齐军所杀。孟子劝告齐宣王送回俘虏，归还燕国重器，并与燕国臣民商议另立新君。但宣王不听，结果于公元前312年被燕国臣民和诸侯联军打败。孟子十分生气，于是辞退卿位，离开了齐国。
此时孟子已经七十余岁，无力再去游说诸侯，于是带领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人回到家乡邹国。此后，孟子专心讲学，并集中精力与万章、公孙丑等弟子“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到去世，孟子享年约八十四岁。
主张性善 推崇仁政
作为战国中期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孟子的思想学说集中体现在《孟子》一书中。《孟子》是由孟子与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人共同编定的说理性散文著作，共七篇，以记录孟子游说诸侯、应对诸子、教导门人等的言论为主，行文气势磅礴，语言流畅犀利，善于巧妙地运用设喻取譬的推理方法，灵活地采取欲擒故纵的论辩技巧，迂回曲折地引导出预设的结论，充分体现了孟子作为一个思想家的雄辩风采。《孟子》所记从各个不同的层面全面地展现了孟子的思想学说，被后儒列为“四书”之一，成为继《论语》之后的又一部最为重要的儒家经典。
孟子的整个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是他著名的“性善论”，也就是认为人人都具有先天的、与生俱来的善良本性。关于人性问题，孔子曾有提及，他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但是他没有明确地阐明人性的本质问题。不过在孔子的整个仁学体系中，从人类共同的心理情感原则出发，把“仁”解释为“爱人”，也包含有性善论的潜在观点。孟子则在孔子学说的基础上，第一个有系统、有理论地提出了人性本善的观点。
孟子阐述人性本善，是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的经验感性出发来立论的。他在《公孙丑上》中说，人们看见小孩快要跌到井里，都会有惊骇同情的心理，而这种心理的产生，并不是出于要讨好结交小孩的父母等任何功利的目的，而是出于一种先天的本能。所以，他说：“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也就是说，人人都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在《孟子•告子上》等其他地方的类似论述中，又称为“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这四种心理正是仁、义、礼、智的四种萌芽(“端”)。而且，“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无以事父母”，即人有这四种萌芽，就像人有手足四肢一样，是自然而然的。如果能把这四种萌芽扩充起来，就足可以安定天下；如果不能扩充，就会连侍奉父母都办不到。因此，为了能扩充“四端”，孟子又主张学习。可见，孟子正是极大地突出了孔子仁学中的心理情感原则，在经验感性的基础上总结出人性本善，然后赋予其以形而上学的先验性质，最终构筑起自己的性善论学说。而与孟子同时代的告子则主张性无善与不善论。他认为“生之谓性”，即人的本性就是其自然属性，因此人性就像急流的水，从东边决口就流向东方，从西边决口就流向西方，因此人性“无分善与不善”。但是孟子巧妙地驳斥了告子，说水确实没有东西的定向，难道没有上下的定向吗？人的天性向善，就像水的天性向下是一样的(《告子》)。孟子之后的又一位儒家代表人物荀子，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性恶论”，认为人性本恶，其道德属性并非先验地存在于本性之中的，而是得自于后天的陶冶，所以荀子也强调学习，在这点上可以说与孟子殊途同归。不过，因为孟子的性善论毕竟合于孔子仁者爱人的思想，所以一直被尊为儒家正统。
以性善论为基础，孟子发展了孔子的仁政德治思想，形成了他的仁政王道学说。孔子的仁政思想是通过以仁的内在要求来解释礼这种外在规范的合理性，从而求得维护礼并形成合于礼的政治秩序，强调的是德治和礼制，即“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而孟子则绕开了以仁释礼的逻辑程式，直截了当地从仁的内在要求出发，以性善论为逻辑起点，来展开其仁政王道学说。在《孟子•梁惠王上》中，孟子正是抓住了齐宣王具有不忍心宰牛祭钟的“不忍”之心，并肯定“是心足以王矣”，从而展开论说，劝导齐宣王推行仁政王道。孔、孟的仁政学说中都包含着极其可贵的民本思想。不过，孔子出于对礼的维护，虽然强调民本却也不废上下尊卑之序；而孟子生在思想更为开放的战国时代，则响亮地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的口号。孔子的仁政学说只笼统地提出要“庶之”、“富之”、“教之”，使“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子路》)；孟子则从经济、教育、政治、军事等各个方面提出了一整套更为系统的仁政王道设想。
在经济上，孟子主要是主张“制民之产”，恢复井田制和“什一而税”，最终实现“保民而王”。孟子认为：“民之为道者，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滕文公上》)也就是说，老百姓的基本规律是，拥有固定的产业才会操守恒久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否则就会胡作非为违法乱纪，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等到他们犯了罪，再去加以处罚，就等于是陷害。因此孟子行仁政就要通过制度使老百姓拥有一定的产业，使他们“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梁惠王上》)。具体的办法首先是恢复古代的井田制，从划分整理田界开始，大概上每一方里的土地为一个井田，每一井田九百亩，当中一百亩是公田，周围的八百亩分给八家作为私田；八家先把公田耕种完毕，再来料理私人的事务，这样百姓之间就能形成“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滕文公上》)的亲睦关系。其次是要实行“什一而税”的税制，孟子分析夏商周三代分别实行的“贡”法、“助”法、“彻”法三种税制，其本质都是十分抽一的税率制度，其中以“助”法最为合理。在“制民之产”之外，孟子还主张“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以“明人伦”(《同上》)。他在《告子上》中说：“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因此他虽然相信性善，但也很重视后天环境对人性情的改变，所以提倡发展教育，以使老百姓明白人伦孝悌之道。
在政治上，孟子主张“法先王”和“尊贤使能”。孟子同孔子一样，对尧、舜、禹、汤、文、武等先王圣君之道十分心仪，认为他们都是因为行仁政才得以平治天下，所以主张师法先王，以为今用。他说：“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离娄上》)
位于山东邹城的孟府
即遵循前代圣王的法度而犯过错的，从来没有过。同时，孟子还认为君主应该尊重和任用贤才，只有这样，才能吸引天下的士人为其服务。他说：“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公孙丑上》)不过，孟子认为国君在选用贤能的时候应该慎重，“左右皆曰贤”或“大夫皆曰贤”都不可靠，只有“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才可(《梁惠王下》)。“尊贤”主张相应，孟子倡导一种相互对等相互尊重的君臣关系：“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离娄下》)这对遏制君权、反对愚忠无疑是有着积极意义的。在军事上，孟子提倡仁战。他反对春秋以来诸侯之间以武力互相征讨的行为，认为“春秋无义战”(《尽心下》)，“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告子下》)。相反，孟子重视“人和”，相信“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公孙丑下》)。所以他对梁惠王说，“王如施仁政于民，……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仁者无敌”(《梁惠王上》)。总之，孟子认为“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公孙丑上》)，以武力假借仁义之名来统一天
下的是霸道，以道德来推行仁政使天下归服，才是真正的王道。在主张仁政王道思想之外，孟子还提倡进行个体人格修养。他倡导性善论，认为善是人的本心，但是他认为这种本心“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告子上》)，因此他又强调后天的学习，而“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上》)，也就是说，学问之道没有别的，无非是要把失去的本心找回来罢了。在此基础之上，孟子提出了“尽心”、“知性”、“知天”的认识论思想，以此来指导个体修养身心。他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睻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尽心上》)也就是说，充分扩张人的本心，就懂得了人的本性；懂得了人的本性，就懂得了天命；保存人的本心，培养人的本性，就是对待天命的办法；不论短命还是长寿，都矢志不二，修养身心，就是安身立命的方法。由此，在本性与天命的关系中，孟子又形成了他独特的“性命观”：口眼耳鼻和手足四肢对于味色声臭和安逸的喜好，都是人的天性，但满足与否，有命运的主宰，君子则不把它视为天性的必然，而主张认命，不去强求；仁义礼智之于父子、君臣、宾主、贤者，圣人之于天道，能否实现，属于命运，却也有天性的必然，君子则不主张认命，而是顺应天性，去追求实现(《尽心下》)。正是在这种积极的“性命观”的主导下，孟子认为“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告子下》)；认为在鱼与熊掌不可得兼情况下，面对求生与求义两难的人生选择时，应该不失本心，毫不犹豫地“舍生而取义”(《告子上》)；认为真正的大丈夫应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滕文公下》)，应该“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尽心上》)。这些两千余年来始终传颂不绝、激励人心的名言警句，都是孟子倡导个体人格修养理论的具体体现。而这种理论的至高体现，则是孟子更为独特的“养气”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袭义而取之也。”(《公孙丑上》)也就是说，孟子所谓的“浩然之气”，是最伟大最刚强的，以正义去培养他，不加伤害，就能无所不在，充满天地之间；这种气，必须与义和道相配合，否则就没有力量；这种气，是由正义的经常积累所产生的，而非假借偶然的正义行为所能取得。这听起来近于神秘的理论似乎难于理解，其实，“它主要讲的是伦理学中理性凝聚的问题，即理性凝聚为意志，使感性行动成为一种由理性支配、主宰的力量，所以感到自己是充实的”，因此，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正是由他所倡导的道德理性凝聚而成的一种意志，一种力量。由此，通过“养气”这种最高境界的个体人格修养，也就形成了由孟子首倡而由宋明理学光大的“内圣”之道。
总而言之，孟子思想的主要脉络，就是在发展孔子仁学的基础上，形成其性善论，并以性善论为理论基点，将其推演于社会政治领域，就形成了仁政王道思想；将其推演于人格主体，就形成了个体人格修养理论。
继承孔子 光大儒学
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即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韩非子•显学》)，而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孟子的孟氏之儒和荀子(荀卿，又名孙卿)的孙氏之儒。而孟子则是孔子思想在战国时期最正统的继承者、传播者和发扬者，为儒家学说的发展立下了不朽功勋，由此而形成的“孔孟之道”，也成为儒家文化的核心。因此，在此后漫长的封建历史长河中，孟子逐渐被人们尊为“亚圣”，获得了仅次于孔子的第二号圣人的地位，其思想和学说也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中国思想史上，孟子第一个提出了性善论并对人性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证，形成了“尽心”、“知性”、“知天”的天人合一的认识论思想。自此之后，这一命题就成为历代思想家、哲学家关注的中心命题之一，并成为宋明理学得以形成的理论生长点。如前所述，孟子之后，荀子提出了性恶论的观点，但这种观点始终不能为儒家后学所接受。西汉时期，董仲舒又提出“性三品说”，把人性分为近于全善的“圣人之性”、近于全恶的“斗筲之性”和可善可恶的“中民之性”。扬雄则提出了人性的“善恶混说”。他们都企图调合性善论和性恶论，但终究无法圆满地解决人性问题。唐代韩愈则把“性”与“情”加以区分，其弟子李翱进而杂揉佛家学说提出“性善情恶”论。到了宋代，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等人更把人性视作沟连“天”(宇宙)、“人”(伦理)的枢纽，于心性之论中抽象出“理”，并最终将“理”提升为宇宙本体，以此来统摄人伦，由此开启了从宇宙论到伦理学“天人合一”的结构精致而体系繁复的宋明理学。
孟子的仁政王道思想也在此后两千余年的封建时代产生了不绝如缕回响。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的谋臣陆贾就指出秦代早亡的原因集中到一点就是未能“行仁义、法先王”(《郦生陆贾列传》)；其后，著名想家贾谊也进一步在《过秦论》中指出，秦能战胜六国却经不起“氓隶之民”、“迁徙之徒”的振臂一呼而迅速崩溃，原因正是“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到了汉武帝时代，则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定儒术于一尊，从而使得儒家思想在整个封建社会中始终处于统治地位，自此孟子的仁政王道思想也就被历代历朝奉为为政之圭臬。孟子仁政王道思想中的很多具体内容一直是封建时代政治领域处于中心地位的历史课题。如孟子的“制民之产”所关注的土地与民生问题，既是有所作为的统治者们获得成功的关键切入点，也是引发从历次的农民起义直至近代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等一系列时代变革的焦点问题。再如孟子提倡民本，主张“民贵君轻”和对等的君臣关系，后世唐太宗因此而谨记“民水君舟”古喻，终于成就“贞观之治”；明太祖朱元璋则因为读到“臣视君如寇雠”这样的句子而大为恼火，令人把孟子牌位从孔庙撤出，并对《孟子》进行了删改，成为历史的笑谈；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则发挥了孟子的思想，大胆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明夷待访录•原君》)著名观点；到了近现代，“民贵君轻”思想也仍然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和民主革命派代表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陈天华等人的思想利器。总之，孟子的仁政德治思想无论是对每个历史断面上的政治格局还是对整个封建时代的政治结构都产生着重要的影响，由此而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政治文化中，打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讲道德仁义，是孟子一生思想的主题。他和孔子一样，很重视道德和人格的修养：“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文天祥《正气歌》)孔孟的之道成为封建时代读书人和士大夫阶层修养身心的不二法则。孟子在孔子学说的基础上，从“求其放心”、“尽心”、“知性”、“知天”、“养气”等总体原则到舍生取义、坚持气节、善处逆境、忧患意识等具体要求，形成了一整套的个体人格修养理论。两千多年来，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无数仁人志士都以其作为精神支柱，捐躯赴国，为民族事业、民族尊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以说，孟子的个体人格修养理论，不仅对历代读书人和士大夫阶层的人生追求和人格气节产生着催化和激励作用，而且对整个民族精神的铸和提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孟子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当然不仅限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说，整个儒家思想对后世产生的影响，都包含有孟子思想的影响在内。总之，孟子继孔子之踵，不仅以“孔孟之道”共同参与了儒家思想核心学说的建构，而且也共同对中华民族独特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