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蠡，字少伯，春秋末期的政治家、军事家和经济学家。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著作有《计然篇》、《陶朱公生意经》等。范蠡既能治国用兵，又能齐家保身，是先秦时期罕见的智士，史书概括其平生“与时逐而不责于人”。史学家司马迁称：“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史书中有语概括其平生：“与时逐而不责于人”；世人誉之：“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

　　笔者以为，范蠡适齐后的零散文献记载，皆为司马迁时代后的不同记述或注释，史家对“陶”字的认知不可能千篇一律，众口一词。所以，要追寻范蠡的归宿，不能只囿于故纸堆里搜索，必须在历史地理学、古代汉语学、遗存辨析学、考古勘探学、地名标志学等诸领域查找线索，通过综合分析，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

　　细观历史地理版图，可以推定范蠡卒老于肥城陶山。公元前473年越国灭吴时，春秋第一个霸主齐桓公早就将陶山之阳、汶水之阴的鲁国汶阳田据为己有，齐国边界由陶山向南推进约50里。既然当时的齐国没有第二个陶山或陶地，所以范蠡的归宿地在肥城陶山应当没有异义。

　　破译古代汉语中地名字词的洗炼运用，可以明察古人对“陶”的确切表述。经师左丘明(约前540—451)在《国语·齐语》中称齐“地南至陶阴，西至济，北至河……”意思是齐国地界南到陶山之阴，西到济水(今黄河)，北到海河，略去了(陶)山、(济)水、(海)河三字而不发生歧意，因为当时的齐国边界只有陶山、济水、海河，没有重复的地名，必要的省略不会产生地理概念的混淆。

　　通过对遗址留存的辨析，可以打通一条通往范蠡时代的历史隧道。现存的陶山范蠡墓，有碑文记载秦代之前就已经存在，范公祠为秦代创建。范蠡墓旁立有一块李斯小篆仿古碑，上刻“忠以事君，智以保身，千载之下，孰可比伦”16个大字。清代著名学者唐仲冕入仕前长期隐居陶山，对陶山文化的研究造诣极深，其所著《岱览·陶山》云：“李斯从上封泰山还，闻范蠡墓在此留题。”范公祠又称陶公幽栖祠，传为范蠡与西施幽静栖息故居，为纪念范蠡而建，汉代扩建为幽栖寺，如今旧祠遗址犹存，残迹可觅。

　　野外考古和矿藏勘探证实，范蠡时代陶山一带曾存在过经济繁荣期。在陶山南麓相继出土了范蠡时期的青铜器、铁制农具、诸侯铸币以及大量陶器等文物，其中的铁制犁铧等被省博物馆专柜收藏。专家认为这些代表当时先进生产力水准的文物，均来自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从而反证了陶山一带那个时期的商贸活动十分活跃，不能说与范蠡富甲一方没有关系。建国后的现代地质勘探证实，陶山一带不具备青铜器和铁制器的铸造条件，说明专家的论断是正确的。

　　探究现存的地名标志，可追溯范蠡在陶山的深远影响。“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耕于海畔……”(《史记》语)，曾以酒囊饭袋自嘲。范蠡入齐后耕于海畔的地方就是山东海阳，至今依然保留着鸱夷山等与范蠡有关的地名。范蠡卜居陶山时又更名陶朱公，取在逃红袍高官之意，所以陶山在民间俗称鸱夷山、山前的湖泊称鸱夷湖，昔有陶城、陶河等地名，今有陶阳、范庄等村名，人文地名有范蠡归湖处、千斤台、幽栖寺、西施洞等，与范蠡后半生从事商业有关的地名现有王瓜店、张家店、旅店、小店、钱庄、车庄、山阳铺等。地名是时间的化石，是历史信息的载体，标志着它的源头出处。

　　分析陶山一带的姓氏起源，可以确立范蠡的开祖地位。陶山南麓多陶、朱、范姓，均与陶朱公范蠡有着渊源关系，均拜范蠡为先祖。朱姓曾是肥城四大姓(尹、朱、李、刘)之一，新中国成立前还掌印肥城商会，是为承传祖业的商贾世家。陶山前的范庄，范姓人家虽不多，但却自视为范蠡正宗传人，每逢清明、“十一”等传统节日，必到范蠡祠拜祖，去范蠡墓祭扫，代代相传，从未间断。

　　考察历史环境的优势，可以提供范蠡归宿的必备条件。现在陶山之阳的肥城市湖屯镇，地质勘探证明2000多年前系一片湖泊(古称鸱夷湖)。水面宽阔无垠，周边河道纵横；湖边土地肥沃，气候湿润宜人；水陆交通方便，车马舟楫畅行。选择依山傍水的陶山脚下定居，可谓独享地利。优越的历史地理环境，为范蠡的“止于陶”提供了必备条件。

　　从人类心理学层面上推断，可以洞察范蠡的人生走向和心理诉求。他协助越王攻灭吴国、实现了勾践的霸主梦想后，毅然退隐太湖的行为选择是为了躲避杀身之祸，保全身家性命；他浮海出齐是因太湖离越国太近，担心再陷越王勾践毂中；他归还齐国相印，尽散其财，“间行以去”(《史记》语)，客观上是越王勾践渡海北上称霸，已经攻占齐之沿海重要港口琅琊(今琅琊台犹存越王台遗址)，且齐平公听信奸佞谗言，故意疏远不再信任，主观上是觉得“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史记》语)他看中陶山之阳作为归宿地，是“以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有生可以致富矣。”(《史记》语)更重要的是他青睐这块风水宝地。“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大仁大智的范蠡没有舍此而它往的理由。

　　亲历当地的民俗风情，可以明显感受到范蠡遗风的传承。古往今来，陶山之阳始终保持着范蠡的遗风遗训，延续着立农重商、发家致富的优良传统。陶山一带“贩子”一词源自范蠡一说，已得到专家学者的认可。春秋战国时期尊称德才兼备的人为“子”，如孔子、孟子等。范蠡德高望重，智敏超群，被史家称为“范子”是顺理成章的事，而范蠡又长于贩运经商，天长日久，范子就演变为贩子。后被民众广为采用，成为“商帮”的专用词，流行至今。

　　倾听民谣歌诀的传唱，可以远视范蠡生前身后的流年碎影。史载，陶山脚下汉代就流传范蠡墓赞语：“霸业朽，忠名在。此堆土，黄金块。传万古，人人爱。纲长维，宇宙赖。”至今依然有“范蠡归湖上了山(陶山)，张良归山进了湖(微山湖)”等歌谣传唱，经久不衰，但这些民谣起源的具体年代已经无据可考。

　　搜集陶山传说故事，可以还原历史的原点。陶山世代传诵着许多关于范蠡和西施的动人故事，其中有弘扬范蠡艰苦创业精神的，有歌颂范蠡大智大勇的，也有西施山洞取暖避暑的轶闻趣事，更多的则是范蠡与西施的爱情故事，听来令人遐思向迩，畅想无穷。传说故事不是历史，但却打着历史的烙印，记录着原始的信息。

　　综上所述，范蠡止于肥城陶山确定无疑。

　　那么，范蠡在陶山做了些什么呢？司马迁在《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说：范蠡徙陶后“于是自谓陶朱公。复约要父子耕畜，废居，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居无何，则致赀累巨万。天下称陶朱公。”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又说：“……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产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后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又据《孔丛子》下《陈士义》第十四记：“猗顿，鲁之穷士也，耕则常饥，桑则常寒，闻陶朱公富，往而问术焉。朱公告之曰：君欲速富，当畜五牸。”由此可见，范蠡在陶山主要从事农耕、畜牧、商贸等活动以及传授技艺等善事。